《五八劫》(十四) 张国鈺：往事如烟（两篇）
张国鈺：往事如烟
1958年在四川成都中等学校中开展的所谓“社教”运动，共分三个学部，四中是第一学部，由章文伦负责。这次“社教”运动实质上是按“反右”斗争的搞法，大肆在中学生中抓“右派”。
我当时是四中高58级5班的学生，属第一学部，由于比较喜欢自然科学，对数学特别爱好，不太关心政治，被当时的班主任，政治教员陈光表划为三类学生，并诬以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的同学为小集团，受到批判和调查。
“社教”运动开始时， 由团市委副书记章文伦大会动员，公开在大会上“带头鸣放”，诱骗学生鸣放所谓的右派言论。然后，由学校及班的干部受命，响应章文伦的号召，在班级会上亦步 亦趋地发表多种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用以制造气氛，一时，乌云滚滚；然后，由领导下达鸣放指标，规定每人必须讲几条，强迫大家加入到这股潮 流，于是，大家就搜肠刮肚，找些话来说，或者紧跟章文伦等人的观点，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关了，表现积极了，跟党走了，殊不知恰好掉入预先设置好的陷阱。当时 正处高考前夕，我正在复习功课，政治上很幼稚，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也经不起诱惑，辨不清真假，以为不说点什么便对不起党，于是就顺着说了一句“领导号召我 们一定要相信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强调相信党，如果不说明为什么，那就与相信迷信没有区别，所以我应该知道为什么？”此言一出，立即被篡改为“相信党 就是相信迷信”。这下罪恶就大了，再加上“白专”，参加“小集团”等几条罪状，不仅被剥夺升学资格，就是在参加工作后，累累受挫，一辈子都无法说清。
运动发展到高潮，伴随着雷声和闪电，有章文伦发表“反击”“右派”的讲话，掀起在中学生中的反右派斗争，于是大会斗，小会斗，白天斗，晚上斗。会场上，发 言者声嘶力竭，狂叫狂吼，还要“群情激愤”，俨然一片白色恐怖；老师整学生，同学整同学，“积极分子”跳得很高，投机分子，落井下石分子都尽情发挥；这 时，我知道自己完蛋了，中计了；怎么就看不清楚，我不整别人，至少不要被别人整。
更恶毒的是：运动中的很多东西都是莫须有的，也未经过组织查证核实，更未与本人见面，就由班干部及几个写手，将各种材料，装入个人档案。后来在团市委查出 这些材料的原件。其中有一份材料，将一个同学说得比希特勒还坏，这可能吗？还说XXX落后学生将这位反动学生带坏了，这符合逻辑吗？叫一些毫无政治经验的 同龄人去编些不知轻重的话来陷害另一个同龄人，几乎要将别人害死，真是缺德。有的同学就这样给毁了。不仅被葬送了前途，连其谋生都成了问题。
58级5班是遭得最惨的一个班，有75%以上的人逐一受到批判，并整成单行材料装入档案，还未高考，就被确定哪些能升学，哪些被取消资格。凡是政治上得2 分的、得3分的基本上都完了。在评语上就写上“该生不宜读大学”。政治上得2分的取消高考资格。这一切都是由当时的班主任陈光表（又是政治教员）确定的。 实际上这个陈光表是从市商业局调过来的，一贯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分子；不懂教育，将整老师、整学生当儿戏，打着党支部、张校长的旗帜，上窜下跳，玩弄政治把 戏的政治流氓，是四中教师队伍中的祸害。运动中他立了功虽然在四中呆不下去，但却在异地升了官。但是，他欠这些同学的债是永远还不清的。
58年的“社教”运动的直接后果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1.不仅在成都市搞了“社教”运动，全四川的中等学校都按照李井泉、杜心源的部署搞了这次运动，受害的学生，其数量是非常惊人的。这些遭受不白之冤的学 生，由于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断上诉，造成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也伤害了千万个家庭。给社会埋下了不安定的因素。
2.多所学校的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尤其是四中58级、59级的升学率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连四中举办校庆时，这两年的历史都无颜记录在校史上，张联升校长将四中引导到极左的巅峰，包庇支使，重用政治流氓陈光表，打击迫害优秀老师，造成严重的恶果。
3.在四中极左路线疯狂整人时，58级的毕业生，四中的450多人能勉强升入一流大学的比例非常低，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某个领琙有建树的人，还往往是当时受到打击处在逆境中的同志，他们经过自己的努力脱颖而出，成长为被社会公认的专家学者。
58年四川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将这次“社教”运动中，成绩合格，所谓政治不合格的三类学生，统一分配到各厅、局参加工作。省公安厅劳改局分配了一百个 名额，实际报道的只有八十多名。我便是其中的一员。来自四川各地的这批挨整后分到劳改局的这八十余名同学，先在成都集中，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司法业务；两 个月后，由劳改局干部科进行第二次分配，我们一共18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四川铁路总队，修筑铁路；又一次安排铁路施工业务培训，培训结束后，担任生产干 事，负责铁路施工技术工作，很快这批同学就成了工作中的骨干，毕竟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都应该是大学生的，流落到此，搞些施工技术工作又有何难？但是， 就因为这些同志背上都背有黑锅，哪怕干得再好也没用，“内控人员”、政治歧视，只要运动一来就要不明不白的挨整、老账新算；长期以来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不 妨在这里再举两例：
1、63年精简人员，我们本来不属于精简对象；有的同学感觉到这样干下去，不明不白，没有前途，就主动申请要求退职，主管领导也劝说“不要退职”，由于这 位同学退职的态度很坚决，后来被批准了，但是，在退职的手续上，个人身份这一提就出了问题。我们的公开身份是干部，但是，材料上却写着XX人员。立即在同 学中引起了共鸣，周围同事也对我们产生了各种猜想，对我们很不利。这都是58年“社教”运动整人造成的恶果。
2、66年“文革”开始时，李康辉同学因为不久前犯有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受到大会批判，在处分材料上就写有“在58年‘社教’运动中，……，被划为右 倾”之类言辞，他看到“文革”来了，心想在这次运动中肯定是挨整的对象了。心理压力很大，于是抛下新婚的妻子触电自杀。落下个“自绝于人民”的罪名。
像这样的一些事例，可以说是不胜枚举；由于58年社教打击面太大，整人的手段太毒，恶劣的影响太深；67年58级学生“造反”，揭露58年“社教”黑幕的 联络站诞生了，被整的学生纷纷站了出来，一些正直的领导和老师也加入到这次“造反”运动中，从揭发出来的文件、简报和各种材料，终于使这次事件大白于天 下，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因为在“文革”中也参加了揭露“58年社教”的活动，在贯彻“12.25批示”的运动中，再次受到审查，批斗。但由于在我的工作中，生活作风上，经济收 入上都挑不出什么问题，只好不了了之。借落实政策之名，将我降为工人；凡是参与了揭发“58年社教”的统统降为工人，随着党中央的政策逐步落实，个别领导 感觉到自己的做法违背了中央的精神，又将这些同学“提拔”为干部。玩尽花样，我算是领教了，也不想接受这种恩赐，强烈要求调出劳改局系统。在我的坚持下， 终于实现了愿望，改变了我的生存环境。
经历了文革中四人帮的长期肆虐，终于迎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如果没有恩师袁懋灿教授、张汝清教授及当时的多位领导和老师的帮助，也没有我的今天。在这 里，我要感谢这些前辈之恩。当考研究生的年龄延长到40岁时，才使我这个等了20年的、快40岁的有妻有子的大龄青年获得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毅然报考 了重庆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被录取。在上述恩师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半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学业。取得硕士学位。成为高校的老师。从事梦想多年的高等教育的科研 工作。遗憾的是，来得太晚了。
从78年到98年，又一个20年，也是我人生的又一个春天，一直延续到现在，我都不间断地在自己的讲台上尽心尽力地工作，努力奉献自己的余生；在课余不停 耕读和潜心的研究，写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和著作。以此来回报国家。往事并不如烟，回顾人生的历史，感慨万千。
赵树中：自杀者的故事
关于1958年对四川省高中三年级学生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课”，本是对当年的青少年身心的一种令人发指的摧残，我几次想提笔写出我在“课”中的悲惨 遭遇，但几次又把笔放下了。笔尖是划在纸上的，血是流在路上的，而回忆是刻在心上的。人非草木，心是肉做，谁不怕痛，况且事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喋喋不休地 向人诉说，自己给自己不断的平反，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和行将就木的个人究竟有多大意义？但话说回来，若能把这段淹没半个世纪鲜为人知的悲苦真实地记录下来， 也许能对我们的后人有所警戒，让他们在风譎云诡的人生路上分清是非善恶，做一个清醒正直的人。这也算是赠给未来的一份薄礼吧。于是我又提起了这无能为力疼 痛的笔。
1985年，我十七岁,纯洁如同白纸，善良近乎呆傻。然而，人生的许多圈套正抛向如我这种幼稚生的颈子。在此，为行文方便起见，我先简叙一个发生在1954年自杀者的小故事，读者不要嫌我啰嗦。
凡是生活在农村的我的同龄人，都不会忘记1954年农村粮食统购统销的事情吧？那年，政府为防止奸商投机例把囤积居奇，号召农民把吃不完的余粮卖给国家， 各级地政府执行过程却是强迫农民卖了口粮而以萝卜、南瓜充饥。我家斜对面门的胡二爸为此差点自杀：那是夏天的黄昏，胡二公的老伴胡二娘拉着根棍子，一路哭 号着进了我家院子，对我父亲说：“老赵吔，不得了啦，我们老胡刚才在牛圈房里吊颈、幸亏我碰见了才把他取了下来，灌了半碗 开水，总算救活了！”我爸问胡二爸吊颈自杀的原因，他说：“昨晚乡上开会叫卖余粮，我们老胡自报卖一石米，书记龚××一听就火了。”他说：老胡，你的良心 硬是叫狗吃了啊，共产党把你解放了，你就吃菌子忘了圪兜了，叫你卖点余粮，你心头就不安逸，就只卖一石米敷衍，卖个三石、五石米不行么？接着就‘呸呸呸’ 吐了我们老胡几泡口水，我们老胡又气又吓，就去吊颈——老赵，你快借点米给我卖余粮吧！我爸沉呤了一下，说：哎、借米卖粮？既是‘借’，又怎么能称之为 ‘余’呢？——我家也挺困难的，说好说歹，借了五升米给胡二娘。
1958年3月，我所就读的四川省灌县中学校就像四川省别的学校那样，对高三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拒不解释什么叫“社会主义”，更不讲解进入社会 主义的正确路线，只是动员大家要针对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大鸣大放、还说鸣放错了决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影响升学。我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成天只知读书， 能懂多少党的方针政策？因此绞尽脑汁也提不出几条压秤的意见。几个鸣放得很有成效的同学被表扬，其中一个是我的同桌罗思鲍。
罗同学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次大呜大放中也表现非凡：提出了很有份量的意见。其奥妙，不过是根据中学生的吃饭问题据理实说罢了。当时，政府配给中学生的粮 食定量是每月32斤大米，但学校不准我们吃够这个定量，只准我们每天吃十一、十二两米（旧秤，相当于现在的7两）饿着肚子上课。学校还不准任何人说“饿” 字，谁说谁就是对共产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现在罗思鲍同学硬是胆大包天，把这个“饿”字清清楚楚地说了个透。于是，他的鸣放引起了全校的重视并推到外校成了 最忠于党的好同学。班上的文娱委员对我说：“你看人家罗思鲍同学呜放得多扎实，对党多忠心！难道你找不出一件不顺心的事呜放出来？”我说：“有，这次寒假 中我按学校指示回家参加生产劳动，生产队队长叫我担水浇油菜，我可从来就没有担过水呀，结果呢，水没从沟里担起来，人倒栽进沟里淹了个半死”。这位文娱委 员乐坏了，说：“这不就是党不关心青年吗？”我恍然大悟，第二天就在小组会上照此进行了鸣放，大家都说我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我便兴冲冲地等着老师表扬。
然而，突然崇宁县的大鸣大放结束了，运动进入了大辩论阶段。班上原先一味怂勇别人呜放而自己绝口不言的人，此时一反故态成了大批判的急先锋。他们口若悬 河，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振振有辞地对大胆呜放的同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帽子高高地抛起，棍子重重地打下来。罗思鲍等同学瞬间变成了心怀不轨的反党学生， 被开除了团籍。
我星期六回家去，得知我父亲把胡二爸自杀未遂以及我家另一邻居谢伯伯自杀身亡的事情提出来，以便作为基层政府在执行政策中因极左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佐证（谢伯伯也是因某次会上挨了骂而自杀的）。不料激起了“群众”强烈的愤怒，于是被打成右派分子。
但我在学校里绝口不谈此事。一天，曾老师突然在政治课上说：“现在社会上正在开展反右派的伟大斗争，班上若有哪个同学的父亲或哥哥成了右派分子他就该站出 来进行严肃的批判。”这句话不正是针对我而说的吗。于是第二天，教室内外贴满了我的大字报，内容全是说我在父亲的资产阶级影响下，与党离心离德，不符合一 个新中国学生应有的作为；文娱委员的大字报最有深度，说是正因为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所以才如此仇恨共产党，乃至于大肆叫嚣“党不关心青年”。还有一篇 大字报是漫画，画的是我正在吹喇叭：“的的哒，的的哒，我要孝敬右派好爸爸！”
绳索越来越勒紧了我的颈子。那天下晚自习后，我上厕所，文娱委员也跟我上厕所，我走出厕所，到校园池塘边的石头上坐下，他也随之而来坐在我的身边。他说： “你可不要跳水自杀啊！”其实，我本无自杀的念头，听他这么一点拨，反倒发现了自杀这条“宽敞”的出路，就愤愤地说：“自杀也比我现在的处境好呀！”他 说：“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你的问题并不严重嘛，明天在政治课上你谈谈对你父亲的认识，一切不就完了吗？”一个天真的孩子，他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是天真的， 听他这么一解释，我顿时抖掉了全身的苦恼，竟嘻嘻地笑起来。
第二天的政治课上，我正想发言谈谈我对父亲右派言论的认识，文娱委员却抢先发言了，他义正辞严地指着我说：“他，不仅不愿和他的父亲划清界限，站到革命队伍一边来，反而想以跳水自杀来威胁老师和同学们！”天塌了，地陷了，我眼前直冒金花，灵魂悬在半空……
以后的事情是在预料中的：政治课成绩优秀的人都考上了好的大学，文娱委员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我和罗思鲍等人却成了千古罪人，被发配到重庆钢铁公司 进行“劳动锻炼”，实则变相劳改。我们的花季才开始却已凋谢了。身背一口黑锅低声下气，从红颜到白发，从来不知真正的青春是什么样子。这个真实的故事到此 似乎应该画上最末一个句号，然其袅袅之余音却让人深思不已……
1959年，我的父亲死于饥寒交迫之中。
1962年，我调到第五冶金建设公司成人学校教书，后因右派分子的“狗崽子”而被撵出学校下工地当了钢筋工。我必须每天冒着生命危险，攀上那搭得稀稀垮垮的脚手架上去安置层层钢筋，倘一失手，就会摔下来跌个粉身碎骨，从而再用灵魂去续爬火葬场的高烟囱了。
又过了三四年，猛听一位老同学说文娱委员死了，因为男女关系不清而上吊自杀！真使人骇然：三个自杀者胡二爸、我和文娱委员前二个无辜者没死，后一个却死了。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因果报应？
又过了十多年，1985年7月，我因有事回到了阔别27年的灌县。鬼使神差的途经母校的门口，恰逢这儿正开毕业生返校座谈会。虽然这里是我青年时代的伤心 之地，但它毕竟是我的母校啊，以所以我仍怀着一片感恩之心踏进了校门。这次座谈会的主讲人是曾老师，他从头到尾检讨了他在1958年灌中高三学生的社会主 义教育课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战斗部署”。沉痛地的向所有受到打击的同学们道歉。但我无权责备曾老师，他也是个受害者！他本以为自己是驾驭理性，行善除恶， 利党益民的弄潮儿，到头来，方知自己是被人愚弄的莽汉，混淆善恶的盲人。
2003年我回老家看见了胡二爸，他的眼睛已不好使了，经人一说，却还能清楚地记起我就是当年那个为农民说了见几句硬话的人民代表的儿子。他不住地“哦， 哦”地叹息，他是在叹息我父亲的遭遇吗？那么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应得到安息了。胡二爸是2005年过世的，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