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记录
由于多年来坚持打捞四九年后当代中国的痛史，因此得以窥看到许多一般人不曾注意的社会灾难之细部，我期翼从那些边角木料中来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官方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固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所必须注意的，但官方对档案严加看管，使得研究者无法看透他们整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因为他们借此愚弄民众的利益。没办法，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痛史有穷根究底癖好的人，只好从民间说法及其他边角木料中来加以修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可能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寻得那些被遮蔽与掩盖的惨痛记忆。
我搜各种旧书及相关资料二十年，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民间纪录里发掘了少有意义的鲜活史料，如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六十年前的日记，如成都佛教界反右原始资料，如五十年代初还俗和尚被迫离婚的判决书等，这些东西在以论代史，好作宏大叙事的人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委弃不顾，然而我乐此不疲。这些年来，对日记、年谱，更多的是原始材料的热衷，形成我对历史的细部解读方式。所以我才在细读《吴虞日记》和《湘绮楼日记》后写一系列的吴虞、王闿运与近现代巴蜀文化关系的琐细文章，并从中找到历史写作的乐趣。这样的做法，我愿意承认与目下知识界一些朋友寻求民间思想（丁东、谢泳、朱学勤、邵建等），另一些朋友寻找民间纪录（李辉搜编的《杜高档案》以及贾植芳、茹志鹃等人的日记等）的努力之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影响，没有这些搜罗与注重民间史料的心理准备，哪怕面对众多灾难史料，也无动于衷。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把自己作为中国苦难的在场者——我虽是晚生后辈，许多灾难我不曾经历过，但经历者的疼痛与他们的悲惨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何况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也经历了相应的苦难与血腥，岂能一忘了之——就是与“五八劫”等群体的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可能与他们真正从心灵相识相契。
感谢网络，使我得以在人群嚣嚣中认识王建军先生——令我尊敬的王大爷。当我知道他与同学和难友们准备将过去的东西撰写出来，以留存后世的时候，我甚感兴奋。于是我在自己博客上写了两篇文章——《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们应该怎样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来呼应他们的努力。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耻下问于我这样的晚生后辈，让我贡献刍荛，我也不揣谫陋，有所芹献，他们不仅在自我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比较扎实的名录，他们后来寻到更多的官方文件、检举及认罪材料等，而且在文件后面尚有自己不错的点评与阅读。不仅表达了自己意见，而且提供可供后来研究者第一手资料，真可谓功莫大焉。以不才之孤陋，尚未看到过任何一个四九年后的有关运动——四九年后的运动多如牛毛，研不胜研，究不胜究，且资料湮没不彰，加以官方有意的阻扰与遮蔽，许多运动业似乎渐渐成为一笔糊涂账，这正是那些“历史宜粗不宜细”者所乐观其成的——像如此这般被全方位地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以可信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而为撕破铁幕，烛照黑暗深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大地上经历过各种运动的“运动员”可谓不计其数，除了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记录了云南知青历史与现实维权历程外（我曾写了一篇《苦难必须反省而非玩笑》谈知青问题），还没有没有一个“运动员”群体如此执着地愿将其认真而完备地纪录下来，可谓空前，必将名垂青史。希望“五八劫”群体的做法，空前而不绝后，继起有许多效仿者，踵武其后，将自己的亲历写出来，尤其对当时整治你们的官方原始档案、能找到的揭发材料、受难者名录、整人者名录等，悉数搜罗整理出来，一可安慰自己，自己禁声几十年后，依旧可以发出应有的声音，二可给后人借鉴，让他们少犯此种错误，少进此种被官方糊弄的圈套，让他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懈努力，此可谓功德无量。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造成的劫难，是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未成年大规模的残害。一个政权对未成人都不放过，可见其疯狂残忍到了何等反人类的地步。我建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研究者，与民间一道，建立一种四九年后“中国灾难学”，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与整理，唤醒民间记录与保存灾难史料的意识，把九百六十万平公里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灾难，都照实收录保存起来，使其无所逃逸。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幸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作为意识形态活体实验动品的悲惨故事，以作为我们民族永远的耻辱而传之久远，不再犯相同之错误。
消除恐惧
生活在专制国家，没有罗斯福四大自由之一“免除恐惧的自由”，加之专制政权的监控与打压无处不在，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得许多人内心有点与官方不同的想法，便瑟瑟发抖。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些孱弱的个体，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个人是多么弱小。但即便再弱小，你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尊严，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力量，这些微小的力量加诸一起，必将形成对专政机器的强大压力，使他们随时防范、寝室难安。事实上，专制政权对人的伤害是无所不在，受伤的不仅是受害者—— 一般说来，受害者所受伤害最大最直接也最无辜——迫害和镇压者也受到应有的伤害，因为他们随时怕受害者的报复。于是你才看到一小小的区政府办公大楼都站有岗哨，相当于用豪华猪圈把自己圈养起来，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要言之，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使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
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恐惧也相对较少。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大，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这便是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就是尽量把自己变得摇尾乞怜的奴才，处处替绑匪着想，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于是封其为奴才总管，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得到一点好处，激发那些还没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委身投靠，交心告密，于是争相效仿，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晚汇报，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偌大的中国，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其丰厚程度，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可能堪称世界之最。
另一方面绑匪为了将人质治理得服服帖帖的，除了采取告密的运作方式，以节约统治成本，败坏人心及让人的品格堕落外，还让你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学会狗咬狗的生存策略。因为你不咬别人，别人会咬你，于是大家都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形成了一种人质与人质之间的“囚徒困境”。人质之间群体的最佳效果当然是都不告密，团结起来，让绑匪无从下手。但群体中的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就有人乱编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考虑个人利益最大化，于是互相告密揭露，发人阴私，层出不穷，此风日炽，于今为烈。结果每个人都有罪，都有把柄被绑匪捏在手中，那么便于绑匪分而治之，用甲治乙，用乙治丙，再用丙治甲，形成整人的恶性循环，结果实现了绑匪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我利用“囚徒困境”理论在告密中的运用——我正在利用我手上搜集的众多告密例证，来研究“告密中的囚徒困境及其制度化的成因”——也是解开告密为何被历来的专制者乐此不疲、运用不休的根本因由。专制者便是“囚徒困境”故事中的警察，而专制者管制下的群众则是其中的囚徒。专制社会乐于利用民众告密管理整个社会，那是因为告密会造就专制者的利益最大化，使他们剥夺民众利益时成本非常少。而民主自由社会则因为诸种制度因素的制约，民众不是囚徒，而掌权者也不是警察，所以无法套用这个“囚徒困境”的故事来达成告密之制度化，从而实现掌权者的利益最大化。
绑匪之所以能把人质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利用真正的“囚徒困境”外——中国整个社会里的民众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被专制者治理得服贴温顺，这是个很好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课题——加上长时期大规模的洗脑，反而让人质觉得被绑匪绑架是为他自己好，有些人质觉得脱离了绑匪集团，反而不能愉快地生活，惶惶不可终日，而让人质获得自由则是那些想颠覆他们这绑匪集团的阴谋，是“反华势力”。这种没有逻辑，不长脑子的洗脑理论，居然可以欺骗到许多人质，有不少人质还乐意像鹦鹉一样重复这样的理论，而不知其是如何荒谬。中国是个盛产奴才的国家，人质爱上绑匪的事，几千年来上演不绝，代不乏人。认为自己只是人质，为了获得更多不干净的利益，于是拚命揭发告密、落井下石，站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甚至踏上一只脚，让对方永世不得翻身。如此丑恶的事，在四九年后的社会生活大规模爆发，多于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拿告密这一件生活在“囚徒困境”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事来说，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之众多，蔓延时间之长，造成的恐惧之深，超过中国的历朝历代。此前尚有“亲亲相隐”，不主张亲人之间告密，而四九年后则不分亲疏一律只向当政者效忠，亲人攻讦，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连亲人之间仅有的一点个人隐人与互相倾吐积愫的空间都被他们强制没收，使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保护的“玻璃人”。由于专制者大量用公权力侵夺人的私人空间，因此玻璃人分外透明，一触即碎，易碎即易投降，易于成为绑匪的奴仆。
“五八劫”和四九年后的所有运动一样，专制者所用的方式，无非是诱导启发，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检举揭发，批斗示众，划清界线，整人发配，劳改入监这几大步骤。当然他们都会在整人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但秋后算账才是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如果你不去整人批斗，不去告密揭发，那么就会让处于“囚徒困境”中最不利一端，于是你便成为该运动的祭品，以儆效尤，让更多的人学着把告密揭发作靠近组织的进步举动，此种颠倒是非，混淆做人底线的愚民方式，长久得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模式的必然结果。像张静姝一样不愿去批斗整人，不愿去揭发人的好人，就成为“五八劫”中真正的牺牲品。但这样高贵的牺牲，在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中已是凤毛麟角，在此我表达作为晚辈对张静姝老人深深的敬仰之情，中国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还在，才不至于完全变成虎狼禽兽之国。虽然我们长期遭受绑架，但我并不悲观，青山遮不住，我相信像张静姝老人这样高尚品质的人，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还有许多问题，但只要大家努力，互相声援支持，说出真相，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能真正不依附绑匪，从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我知道许多前辈经历了很多磨难，已经变得“深藏不露”乃至恐惧难消，都是值得同情乃至可以理解的。但你愈加恐惧，只会增加你的恐惧，只会便宜那些抢夺你利益的人，只会助纣为虐，只会姑息养奸，只会让他们蹂躏并嘲笑你。鬼都怕恶人，虽然这只是个比喻，但它深刻地说明了如果我们大家持续反抗，并说出真相，绑匪就不会那么轻松得逞，最终会使我们完全得到我们应有之尊严与利益。在如今的后极权时代，极权者整治人虽然仍旧很凶，但他们整治一个人的成本无疑在显着增加，像以前那样悄无声息地陷人于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次数在相对减少，每个人都添一份力量，也许你就可能是那根压垮专制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
真相下的和解
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管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我的经历表明自己并不是个一直勇敢而清醒的人。我虽然从小有些疑问，但也没有什么豹子胆可炫耀；我虽智商不差，但由于受愚太久，没有解决思考方法与路径的问题，看不到自己权益为何受损，陷入认识上南辕北辙的苦况，堕入黑暗幽蔽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由于看到太多的暴力与黑暗，因此常存暴戾之气，不乏雪仇之心，在极端的路子上似乎越走越远，却越走越痛苦，越走越无力，越走越不相信生活中不少的人，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脑，同时也将这种坏心情传染给别人。好在尚有一份自我审视的精神，用真实的心灵去感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和经历过的苦难，加之穷读胡适诸先生的著作，才知道一个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样可以行走于天地间。不特如此，胡适先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威伯福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了废除黑奴贸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坚韧，真可垂诸万世而不朽。就是像胡适、威伯福斯这样伟大的人，也不是有三头六臂的超人，他们也屡受挫折，但从不放弃努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胡适先生将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世俗信仰，而威伯福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内心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作支撑，不至因世事风云、现实的不堪而掳去自己努力奋斗的精神。
说出真相，让后人记住这一切灾难，是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间接经验者、研究者的义务，因此我写过一篇《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的基点并不是唱高调，而是说，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告知他你曾经的灾难之真相，以避免将来他重罹此种灾难。即便不幸深罹此种灾难，也应因此自解的应对方略，而不致对生活绝望。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或许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一个人应该活得体面与尊严、幸福与安康，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世俗理想。而要得到这一切，并不会天赐，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专制的国家，一部分人正是靠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靠平等竞争发家致富的，因此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制度没有保障之前，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权益不受或者少受损害，而做出不懈的努力，才能相对活得像个人样子。而要争得自己的权益，那么说出事实与历史的真相，是争取自己权益不可缺少的方法，只有在真相被揭示出来，那些作假而鲸吞你权益的人才有可能暴露于天下，被众多的人批评，鲸吞你利益者才有可能收敛或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你如果默不作声，至死不说，那么你被奴役的命运就不可能有丝毫之改善。
要获得真相，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恩赐或者良心发现，官方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曾经作恶的真相公布出来，除非有真正制约它的力量起来调整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各个运动的真相才可能逐步真相大白。别说目前官方不允许公布真相，就是官方不再制止，也因公布真相不仅波及许多人的利益，而且事涉许多人的心灵之调整与疗治，更涉及到四九年后所推行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反省，这对双方以及整个官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即便困难重重，一方面真正有良知识分子与研究者，理应做此长期之研究和言说工作，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真相原来如此，使官方以前反人类的许多做法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我们民间的亲历者也不是一无所为，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我们可以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如此前的判决书，此后的改正书；如自己当时经历运动时或者在劳改地的照片，包括其他同难者的一切信息等等，细大不捐，越细越好。其二，是尽量多写回忆，以便亲人或者挚友保存，或者供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将自己的回忆用影像设备录、摄下来，送给自己后代保存，此为慰亲忆念的方式，还可以拿给相关人士进行切实的研究。其三，前二者你都无法做到，可写一不多之简介，以便那些编辑诸种受难者名录的人使用，以留下雪泥鸿爪，不让曾经的灾难在没有得到反思反省前，就消息于天壤间。
说出真相，让后人了解，记住过去曾经的苦难，并不是为了仇恨，并不是为了冤怨相报。而是在说出真相过后，让整人之人受到应有的谴责，并且在心灵上有所不安，彻底告别安居于作为绑匪之人质的状态。勇敢地说出真相，是为了让整人之制度慢慢解体，为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添砖加瓦。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真实无欺的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因此图图在南非成立了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调查南非过去的灾难，使南非最终种族和解的民主自由之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官方开放所有与此前中国苦难的档案，让民众知晓过往一切灾难之因由，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学者公正客观地研究，使这些灾难在可以公开自由研究的情况下，变成一种对过去灾难加以反省，并且成为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一种难得的酵母。在许多黯昧不明的残酷灾难，渐渐浮出水面以后，我们个人及民间团体，有理由要求官方为此做出真诚的道歉，并为此做出相应合理的国家赔偿。我们需要和解，但我们不是乞求，而是在官方公布真相并有道歉之诚意下的和解。活在当下之中国，到处充满不公与暴戾之气，愤怒是一种勇气，说真话一种力量，宽容理性是一种美德，和解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弄清以往历次灾难运动的真相，官方不对四九年以来的灾难作深刻的反省与道歉，就不可能有全社会各阶层的和解，当然也不会有全中国真正的福音。
自我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实在一部反应监狱与自由之关系的好电影，其间所蕴含的深意，在我们中国人看后更是深有同感。整部电影反应了人质爱上绑匪、鸟儿爱上鸟笼、犯人习惯监狱的过程，极好地展现了一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症后的诸种“症状”，当然也反应了一部分人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热望。影片通过瑞德之口说出对 institutionalized（体制化）这个词语的看法。他说：“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就像对动物一样，开始豢养、圈养，到最终放你出去，你还不适应了。同样的，人也是如此，在黑暗中呆久了，咋见阳光，你的眼睛有一个适应过程。生理过程适应得还比较快，但心理的改变，以及重新对独立自由生活的习惯就得有个慢长过程，这也是许多人从监狱出来，便被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自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一个“运动员”群体受了苦，在专制的栅栏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就像人被扼住了喉咙，现在稍微休息的情况下，余痛未息，不趁机喊出几声来，实在是有活得不明不白之嫌。如果一个人连控诉别人伤害自己的能力都丧失了，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只有“人皆得以隶使之”的悲苦命运等着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铁幕政权之高压非常厉害的国家，人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就像你在黑夜里走夜路，大家不发出声喊，互相壮胆，那么你可能会因无法坚持到走出黑暗隧道，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而灰心不已。一个人尚未努力去活得像一个人样子，就开始灰心绝望，主要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自己过早投降，尊严与幸福无条件让渡给了那些奴役你的人，如此自怨自艾，那是连上帝也无法救赎你的。
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受难史，不是为了展示伤口，以博得他人之同情。而说出自己受伤的心路历程，以及其间的挣扎，是为了后来之人不再受这样的痛苦。同时说出真相，道出自己受伤乃至不幸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难得的自我疗治。这种疗治不仅使自己放下包袱，是一种必要的心理释放，更是一种透脱后的总结。每个人有自己善良光辉的一面，也有自身幽暗不足与外人道的一面。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同理好人也是逐渐修为而成的，并非来自天启，也不全是因为某种生物遗传，而是后天习得与教育。是人有都有自己的局限，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真正的拯救。所以当我看到五八级同学黄显君写给杨无忌等人的忏悔信，受害者王建军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害人之错事时，这和张静姝不陷同学于不义而自己深陷苦难，由一类学生被打成四类学生，一样让我感动万分，展现了一种真正不可多得的人性光辉。一个人对迫害他的制度和个人持续不断地控诉，比起那些缄默不言者，当然是了不起。但一个人只知控诉，而不知反省，不知自己在一个污浊的社会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实，不知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这样的自救就是不完整的。控诉是一种道出真相的发泄与疗救，反省与忏悔是一种宽容理性的光辉，是一种放下与和解，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安慰与灵魂救赎。
换言之，一边愤怒控诉，一边反省与忏悔，才是获救之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即便你对囚禁你的监狱，豢养并骟掉你创造力的“体制化”有很深的依赖症，就像一个人对毒瘾的依赖一样，终究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洗心革面。这就是瑞德对于“希望”的解释：“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同时也像《肖申克救赎》里安迪的选择一样，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因为救赎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是任何强权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我们努力做一个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光辉的鸟儿。自由光芒因从自身散发出来而耀目，而不是来自他人的反光。如果仅仅是他人的反光，就像月光一样没有真正的温暖，没有真正丰沛的照耀他人的能量。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也曾写过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必须自救》，他救只是一种外力的推助，而非一种发自内心，自己做主的获救。他人对你的帮助，只是一种外在的助力，固然有助于你逃离苦难深渊。但如果你缺乏自我救赎能力，不能全面深自反省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那么你的救赎就是不全面的。回忆过去，控诉当然是必须的，但只停留在控诉的层面，让控诉的野草的疯长（朱学勤语），也只算是完成了自我疗救的一半。王建军到晚年不仅大胆说出真相，还提及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而且费尽心血，将五八劫的真相编辑成书——当然这里面有众多人的功劳，但王建军无疑居功至伟——实在是于同学于友人于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让我对王建军、张静姝、黄显君等参与五八劫之编辑纂与回忆的诸位老前辈，表达我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灾难史深表关切的晚辈的深深谢意，你们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你们的努力，是我们后辈追随的榜样。我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自由的甘霖必将降临我们这块多难的土地。
【2007年10月30日晚10时定稿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