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王建军：发配柴达木 （两篇）
王建军：发配柴达木
俗人说：“人到老来就爱怀旧”，这不，中央电视台天天都在播放“红色记忆”。予生也晚，四九之时刚好九岁，记得正是小学四年级时，一日放学回家，忽闻锣鼓 之声不绝于耳，原来是四川大学的学生正从当时被称为新南门的那个地方，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载歌载舞地向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所在地——督院街前 进。后面则是扛着枪、面部表情甚为严肃的解放军。后来才知道从此我们“解放了”。
很快，全家因生活无着迁往当时的华阳县胜利乡河心村（即今天的成都五桂桥）。并骗得“贫农”帽子一顶。於是，理所当然地参加了武工队所领导的儿童团。於 是，每日跟随武工队员之后、手执竹片，奉命向那些减租退押不积极者施以微刑——打手板，并从中得到快乐。（从此开始喝狼奶了）
再之后考入川大附中并十分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在少年委员的监誓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继续喝奶）。这大约是我一生中最为辉煌的“红色记忆”了。从此以后的记忆便再也红不起来了。
一九五二年后肃反，镇反，反胡风，土改……，看见一些老教师一天到晚诚惶诚恐的样子，看见我的一个邻居因当了不到半年的保长，送入自新人员学习班三天即被 枪毙时（罪名是与尼姑通奸），少年的我开始疑惑起来。后来才知道对组织的这种疑惑是一种罪过，也是“思想反动”的来源之一。（当然，这个“知道”也是在组 织和号称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才知道的。）
紧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改造，之后，便是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了，至於齐放争鸣了什么，我也不甚了 了。只知道人民日报问了个“这是为什么”之后“工人说话了”，工人一说话，反右就开始了。看见右派分子们在台上低头认罪的狼狈样，心中又疑惑起来。这当然 又是罪过，不过尚未成年、虽然紧张了一阵但总算逃过一劫。
老人们常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领袖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终於如迅翁所说“来了”，来了就躲不过。於是由于“思想反动” 而产生的“攻击大跃进，反苏，替右派分子流沙河鸣冤叫屈”的三大罪名、由我的同班同学刘怀鑫对我宣布了。於是，“政治不及格”了。（不知和现时的政治不正 确有无异曲同工之处。）
不知是由於“根红”，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我侥幸逃脱了被劳教和“押回原籍”的处理，而得以以“不戴帽右派分子”的身份（这是我在柴达木荒原劳动数月后、由 我上司的上司指着我的鼻子宣布的。）分配了工作，并开赴青藏铁路修建工地。（不知为什么今年大肆宣扬的青藏铁路，完全不提58年进去，60年狼狈撤退的几 万人。惨啊！有空时我想写写，题目大概就叫“青藏铁路——我的伤心路”。）苍天有眼，一九六二年在经历了人为的“三年自然灾害”后，我终於被作为个案，叫 回学校“甄别”了，所谓“甄别”，系指“虽受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但还未达到反动级别”的意思。於是，补发毕业证。於是，回单位结束四年的变相劳改生 涯，一跃而成“技术干部”了。於是深感“吾党英明，有错必改”。再於是，居然得意忘形地和一些同学，胆大包天的讨论起三年灾害、是“天灾”还是“人祸”， 这样本该由我党领袖说了算的事。又不该的是，竟然干预朝政，替我党彭德怀元帅鸣冤叫屈，最不该的是，伙同一小撮人组织什么文学社。
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通通都报。”终於在一次“偶然”对学生的搜查中，被我强大的专政机关——成都市公安局，将 这些反动文章拿获，并呈当供证。於是，我被定为反动文学组织首犯。市公安局派员、不远千里到内蒙大兴安岭，拟将我辑拿归案。说来惭愧，我居然被我所在单位 的政治处主任，以“出身不错，年轻，虽受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严重，但尚可救药。”为名，保了下来。（洪洞县里有好人哪！）死罪虽免，活罪难饶。於是乎，以 “犯有严重政治错误，降为工人。到工班监督劳动”之身、调离了原单位。但我的同案犯们却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是：黄明兴，我的初中同学，四川大学化学系一 九六二年毕业，分至化八院。一九六六年因此事被追究，不堪受辱，於当年端午节在泸州纳溪愤而投江自尽，尸骨无存，遗下孤苦零丁的母亲及祖母（黄明兴系三世 单传之人）。罗芳松、四川大学历史系六二年进校的学生。罗系一九五七年成都石室中学高中毕业，因其兄57年打为右派，故尽管品学均优、仍在当年不能入大学 门，但他矢志不移连考五年终於考入四川大学。因此事被处以“留校查看”。1967年重新追究，不堪受辱，外逃被抓捕，在全成都市挂牌游街批斗之后，以反革 命罪被判刑20年、实际服刑13年。在狱中完成“司马迁生年考”一书。1980年所谓平反出狱后，四川大学竟拒收，后经名教授缪樾力荐、始任教於成都大学 中文系，获教授职，有多种著作出版。袁得锐，四川科分院化学所工程师，因此案，於1964年被单位定为坏份子，押回老家盐亭，监督劳动。因不堪受辱、外逃 至云南深山老林，靠帮人伐木锯木为生十余年。1980年始归。何全煜，我的中专同学，1958年毕业，分配至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某师。1964年因此案 被开除军籍，押回四川简阳老家，户口无着，成了黑人。靠替人拉蜂窝煤为生。1980年始获落实政策，调县卫生局，获工程师职。刘致远、成都铁路局客运段列 车员，因此案，被勒令“检查”，“交代”，“批判”十余载，1980年始获平反通知书一张。……因此案被牵连之家属，朋友，同学，同事达百人之多。 1980年初某作家闻知，惊为“天下奇冤”。写至此，不禁泪涌！
我从铁三局五处调到铁三局四处，原因是五处要去四川修成昆铁路（那是个让伟大领袖操心得睡不着觉的三线工程），我乃危险人物，於是政审不合格。於是，去北 大荒修北安至黑河的铁路。（附带说明：“修”不如说是恢复，因为该铁路原是有的，只是苏军进驻后，将铁轨等凡是能搬动的所有设备全部抢回他们国家了。搬不 走的，除了路基外，桥梁，隧道，房屋，则全部炸光。）刚修了不到一年，四处又要去三线，我於是又调二处。这回是真正进入原始森林了，那个地方叫莫尔道嘎 （大慨是蒙语）。
此时，外面巳经在闹文化大革命了，而我则一无所知。直到有一天来人通知我回单位参加学习，我一进段部大门，天哪！全是我一人的大字报。横幅上用斗大的字赫 然写着：“揪出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王建军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原来我的原单位——铁三局五处，将我的档案材料，再加上他们的揭发批判材料全部转过来 了。我立即被单位保卫部门隔离审查，并接受频繁的批斗和检查交代。好在已经是个死老虎，加之又是领导们为了保自已而抛出来的，革命群众们斗来斗去也烦了。 於是，每天除了早请示山呼万岁，祝副统帅永远健康之后，也就是扫个厕所，摇个煤球，时不时陪斗陪斗，倒也好过了一段日子。（迅翁说过：当把一个人整得不如 狗时，再把他提升到狗的地位，他就满足了。我当时就是这种心境。）到了1966年冬，我单位从原始森林中，为了修建丰台至沙城的铁路复线（说是为了准备和 苏修打仗），被调到了北京。
有道是，世事如白云芲狗变幻无常。最高领袖号召“造反有理”了。正如革命群众批判我时说的，我的脑后长有反骨。所以，伤疤虽未好却又忘了痛。直呼伟大领袖 英明伟大，起而造反了。人说，吃一堑长一智，我怎么就长不了呢？受骗，上当，挨整；再受骗，再上当，再挨整，八年了，毫无长进。满以为这回听他的话错不 了，谁知刚造反不久，还来不及忘乎所以，我们单位就被荷枪实弹的“子弟兵”们武装军管了。虽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但铁锹还是顶不住炮火。於是、我被作 为混进革命群众组织的坏人，被理所当然地揪了出来，时间是1968年。正好是我因政治不及格、发配柴达木荒原的第10个年头。
十年哪，我天天反省，月月检查，年年交代；我吃着每月21.5斤的定量（大部份是粗粮和糠）、在荒凉的西北高原，为修建青藏铁路几乎命丧柴达木；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在零下52度的严寒下，我踩着齐膝深的雪，为牙林西线的铁路修建数次遇险。
十年哪，我听“组织”的话，叫干啥就干啥，结果是从“政治不及格”到“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再到“现行反革命”；从“站好！”到“喷气式”再到“挂牌游 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剥削，直至人身侮辱。除了未带手铐丢进监牢外，还有什么没有经历过呢！我的希望在哪里？迅翁说，希望之为虚妄正与绝望相同。我绝望 了，可是我才28岁呀。
俗话说，“人就怕想横”，人一横、就什么也不怕，不就是一条命么。於是当好心人偷偷告诉我要揪斗我时，不待他们动手，我便将行李捆好，大大方方地去军管会 投案了。也无所谓地站在台上，不低头地听所谓革命群众念批判稿了。於是我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的评语。所以，虽然经北京铁路局军管会批 准，我属於“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因”态度恶劣”仍然被赶入牛棚。好在仍就是扫厕所，摇煤球，陪斗，只是另加早晨扫操场而已。光阴似箭，日月如 梭，这样的日子，一梭也就梭到了1972年。我也就“而立”之后又两年了。
从1958年到1968年，他们从未把我当人看，连我自已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人，我十年拚命忏悔、努力的目标，只是争当一只“太平犬”而已。从今以后我自己 要把自己当个人。我再也不逆来顺受，摇尾乞怜，我不再学狗话，说狗话；我要说自己早就该说的人话。他们要我“检查交代”，我就只说“动机作为”。
说来也怪，他们怕我“继续放毒”反而不叫我“检查交待”了。於是宣布我“解放”了，这是我在四九之后，官方对我宣布的第二次“解放”。我又恢复了技术干部的称谓，去到山西太谷县一个地名叫小东沟的地方，修隧道去了。
技术工作也难干，领导我的军代表要“放卫星”，要“抢进度”，要搞“献礼”；要大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地蛮干。我反对，再反对！越级反对！！然而无效， 并得到“保守”、“不相信群众”的帽子一顶。终於，不该发生的事故发生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工人被塌方落石、在我跟前被打死。事故分析会上，我得到了“为什 么不坚持原则”的指责。
於是，又调离，再调离。直至197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终於回到了成都——我母亲的居住地。
在这苦难地廿年的后拾年里，我终於找回了作人的尊严，我可以无愧无悔了。我感谢在我经受苦难的日子里，不离不弃和我一同受苦的夫人；我感谢那些在我即将滚 下悬岩时，拉过我一把的“洪洞县”里的好人们；我感谢那些在这20年中，不把我当狗而是把我当成人看的所有人；我尤其感谢我的母亲，她虽然不识字，可她教 会了我做人！我为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尽了20年的忠，是该对我的母亲尽孝了。
王建军：寻访蒲传镛
听说蒲传镛这个名字,是在我写给我就读初中的母校――四川省成都十二中学(现己恢复原名为四川大学附属中学)的公开信时,为了真实地记录一九五八年在那场号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伤害乃至受残害的同学的遭遇,我访问了一些同学。于是，我知道了蒲传镛这个名字。
再一次听说蒲传镛，是在曾任过蒲传镛所在班级班主任梁栋材老师家里。提起蒲传镛，这位年过八旬却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的老师突然激动起来,“你们一定要设法找到他，他太惨了。”
于是我和当年他的同学饶克诲、梁正开始寻找。这些日子里，不少关心他的同学纷纷来电询问，或提供所知情况。
然而，所有的消息都似是而非，不得要领。难道这位社会上“不足道”的小人物，不戴帽子的“右派”，真要和社会上的“可称道”的人物，戴帽子的大右派储安平 一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吗？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梁老师的电话：＂蒲传镛有消息了。”原来一位老师告诉他“蒲传镛有过信来”（大意是要落实政策云 云）。于是古道热肠的梁老师开始查找这封信。然而！又是然而，“这封信不知放到那里去了！”梁老师去了有关部门两次终于不得领，于是告诉了我。
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悲愤，在当今这个标榜“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里，一个含冤受辱近五十年，年过古稀老人的一封申诉信，竟然一句轻飘的“找不到了”的话语，就这样打发了。这是什么作风？！
我由悲怆而愤怒，于是我拿起了电话，很不客气，也很不礼貌地质问了有关人员，当然效果也不好。“你去告嘛！”这轻蔑的话语促使我拨通了校领导的电话。谢天 谢地，领导在听了我同样的不客气的质问后，没有生气也没有官腔而是答应“马上查找”。两个小时后，我接到了校长的电话他告知了我蒲传镛同学的电话，又过了 一个小时他告知了我蒲传镛南充家的地址。蒲传镛这位让部份师长和同学牵挂的人终于有了下落。
“他还活着，”我立刻将这个好消息通知了饶克诲和梁正，我们几乎同时想到必须尽快地见到这位当年蒙受不白之冤的“最可爱的人”，我们高1958级的同学。
就在知道蒲传镛消息的第三天，我们三个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驾车上路了，一路上和蒲传镛同班的梁正老在揣想蒲传镛现在是什么样子．当天早晨起了大雾，我们开 车近四个小时才到达南充，在约定的会面地点，我们见到了一位柱着拐杖戴着一顶毛线帽子的老者。“会是他么？”梁正指了指，同时叫出了“蒲传镛”这三个字， 老人柱着拐杖慢慢地走了过来。“又见面了”，我别过头掩饰已经湿润的眼睛。
我们随着老人来到了他那家徒四壁空空荡荡的凄身之所，一张残缺破旧的沙发是我们见到的这间屋里最好的家俱了，这个四面透风的屋子里，住着这位年过古稀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子下岗后外出打工，女儿在农村。
“这是拆迁安置房，已经住了两年多。”“什么时候能搬进新房？”“说是快了，但快到什么时候，还说不清楚。”
我们请两位老人到饭馆吃了午饭，然后到饭馆对面的茶楼坐下，我们将摄像机固定好，请老人述说五八的往事。
“苦哇。”老人十分平静地说出了这两个字。这多少让人有些诧异，是的，比起后来的苦难，五八年的运动只是一个引子罢了。
“我是1950年1月份参军走的，当时我在川大附中读高一，响应抗美援朝的号召，到了朝鲜。1955年7月份我转业回到成都，当时我有两个选择：一是按政 策分配工作，一是回校继续学业。我选择了读书，因为我父亲当时在川大教历史，父亲认为知识很重要，积极支持我复学，希望我学成后为国家服务。我的姐夫是个 老红军，在这方面对我的教育影响也很大，所以我放弃了工作的机会选择了复学。当然如果我工作了，也许我的人生道路就会是另外一样了。
“我在我们高15班二里，恐怕是年龄最大的一位，我记得当过我们班主任的有贾成天，以后是萧建模（听说打成了右派）、梁栋材、最后是黄力扬。
“由于我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所以我的学习是比较刻苦的。我一方面要赶上当时的课，还要把以前没有学过的补上，但我回忆起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名列前茅的，我的语文甚至还得过5分，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还是班委（劳动委员）。
“我为什么遭难？我始终想不通我为什么挨斗（梁正插话：‘始终是个谜。’）在四中学习时，先是提出来说我诬蔑了解放军，但我记得我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发 表过任何言论。我只是在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和我耍得比较好的同学中，谈过一些在朝鲜的见闻，如男尊女卑等，从未涉及军事机密呀。唉，有时候也许是最要好的人 检举出卖你。
“我为什么遭，有时猜想是不是当时和我班上的团支书记的争论有关。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我班上订了一份中国青年报，是用班费订的，我当时想这报是团支 部的，怎么能用班费呢？而且又没有通过班委会同意，这样的做法是很不民主地独断，就发表了看法，而且在教室后的壁报上用文字表达出来，我还说团支部不等于 党支部。是不是这件事引起了嫉恨，对我突然袭击。当时在批斗会上我记得也没有提出什么，只是什么骄傲过度等。批斗会上斑主任黄力扬宣布了对我的三项决定：
一、开除军籍，当场收缴了我的复转军人证书。
二、不准毕业，不准考大学。
三、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为什么送到农村后来又回学校呢？看样子学校这个决定并未得到上级的认可，而且农村当时似乎也不愿接受，我在农村先去搞小球藻，我比李奇媛他们先回学校，到了体育保管室实际是监督改造，干了三年多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62年通知我遣返回南充。
“说起62年回南充，我的心就酸了。没有工作我断断续续地干过搬运工、基建工。后来就连这样的临时工作也没有了，为了生存怎么办？刚好航运公司招工，因为 工作太苦很多人不愿意去，但我报名了，要活下去啊。当时告诉我说，目前国家没有法安置工作了，才叫你们去拉船（作者按：现在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拉船纤夫的 苦，那是在拉船的时候即便寒冬腊月也不能穿裤子那怕是内裤呀，在过险滩急流时弄不好是要丢命的。哪里有尹相杰在《纤夫的爱》中“纤绳荡悠悠”那种浪漫的半 点影子啊）。拉了两年的纤，阿坝森工局招工，就把我们转过去，于是我们到了那原始森林里去当伐木工人，一直到退休。
“说起我的军籍问题我就有气。文化革命中我到成都军分区上访，说起被开除军籍的事，人家听了都觉得荒唐，他们告诉我这是人的一段历史，要开除必须报请师以 上的部队单位批准方可开除。学校未经部队授权这样就做是非法的。军分区姓柏的科长支持我向学校要说法，我找到了当时的学校有关领导和对我宣布三条决定的班 主任，他们承认了这件事。
“很久以后十二中来了封信，让我寄两张照片，说是由他们去找，但直到今天他们也未给我一个回音．我知道我的复转军人证还在学校，为什么呢？因为原在十二中 工作的一个小伙子在文革中造反查抄档案时，发现了我的复转军人证，给我寄信告诉我的．其实这件事挺简单你把它找出来写个说明该承认什么就承认什么退我不就 完了嘛，但他们就不办。
“我心态确实平静不下来，快50年呐，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法嘛。我申诉了多少次，你总应该给我一个答复嘛。我在你十二中监督劳动改造三年多你给过我一分钱没有，我又不是犯人。
“大概是70年代末李奇媛同学在成都给我手抄了一个10号文件，好像是78年发的，于是我找到成都市信访办。信访办给我发便函到市教委，我记得10号文件 还提到了当时四中挨整董文虎这个人。后来我又到林业厅落实政策办公室，他们说还未收到10号文件。后来森工局收到10号文件了，森工局开会，书记念了文件 后问‘我们局有没有这种人？’组干科长说：‘有一个蒲传镛。’书记说按10号文件安排好。当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我年龄也大了，能不能在成都找个看门的 地方，他们说想回成都不行．其它的工作三州内你可选一选。后来让我去教小学，而且指定只能去森工局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教，我只好去干了两年，而且在那里干 出了成绩，以后才又让我到森工局子弟校教书，直到退休。”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得不结束了这短短的寻访．他还有好多问题来不及说，例如当年遣返他的理由；他的亲友，因他的遭遇所受到的打击，在他所遭受的求告无门 的苦难中，他是靠什么信念活过来的等等，老人偶尔激动但始终淡然平静的述说在我们这些过来人的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感叹！回来以后我多次反复地覌看这段录相， 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然而酸甜苦辣麻中唯独找不到甜味一丝。
是什么改变了一个当年热情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的一生？为什么这个含冤受辱五十年的老人在即将走完人生旅途时仍不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
事实是简单明白的，解决起来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呢？
当我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写这篇短文时，我想起了在蒲传镛四面透风的家里所生的寒意。
我突然无端地想起了捷克共产党人尤利斯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里的话：“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可是你们要警惕啊！”是的，要警惕啊，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