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粟培根：告别屈辱已黄昏（两篇）发布者 guzheng 在 08-04-18 09:13

粟培根：告别屈辱已黄昏

我于58年高中毕业前夕，参加了“中学生社教”学习。因我一位姐夫已被打成“右派”，家人便叮嘱我不要 乱发言，以免重蹈覆辙。我虽然严守嘴巴，仍未能逃过高考落第的命运。我理所当然地把责任推到自己地主出身上，便认命地服从分配，到了林业厅所属的普威森工 局，决心在工作岗位上干个样子给大家看看，以实现人生的价值，可是，59年的“反右倾”，又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这个小小的工段统计员和龙宝成同学竟糊里糊 涂地成了全林场的批斗对象。在三次大会上，我深挖自我、无限上纲的检查加群众揭发批判后，总算勉强过了关。

过了不久，我作为“四同”干部下到班组，而且有了生产定额，成了班组的正式成员，我的贱名也不知什么时候从干部科转到劳工科的册子上。也好，反正我有的是气力，干体力活也舒心，而且我不也成了伟大工人阶级的一员么？值。

这一干就是十五年。在这期间，我干过采伐、集运材、拉板车、挑抬运输、泥水匠、营林工等等、等等。庆幸的是，不管是那个工种，我都能一见即会掌握其技能，从而完成各项任务。可是，受到的待遇就不敢恭维了。

首先是大家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我，似乎我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去赶集，他们盯着，甚至要问我干什么，好像我要干坏事或逃跑似的；干部或工人，试用期最多 一年，我却用了四年才是一个工人二级，有两次全局调资，林场上报的增资表上有我的名，局里审核时以地主娃儿给核掉了；局工会和财务科曾拟将我调用，也遭某 些局领导以“此人有问题”而告吹；同拉一辆板车运木头，因完成任务好，我那位50岁的搭档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而我却是个光头；至于领导敲打、群众嘲讽，更 是不一而足。反正习以为常，逆来顺受，只好装聋作哑，委曲求全。

我想，这些现象虽与我家庭出身有关，但也不能如此严重啊，使我百思不得一解。直至文革中期，有人告诉我：“省林业厅专门为你们下发了一个文件，规定要严格控制使用，不准有意培养提拔。原因是这批学生有三个问题：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或有右派言论……”

原来我是未戴帽的“右派分子”、内控人员，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唯一的出路，只有横下一条心，加倍努力干活，争取领导改变看法。功夫不负勤恳人，在挣扎了一 十六个春秋后的1974年，领导终于将我调到子弟校教书，并于1979年给我转了干。在学校工作的八年中，我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也前后升了三级。 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强忍了几十年的屈辱，精神上伤痕累累；严重地透支了体力，落下病痛缠身，形销骨立。

1979年，全国右派一风吹，我们这批小右派被组织部一个个叫去安抚，由于无案无帽，便不存在平反。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今后大家也不要纠缠这些事了。 我被告知：我的《升学志愿表》上《学校意见栏》鉴定为：该生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复杂，建议不予录取。原来这寥寥20个字，便耗去了我几十年的光阴，忍 受了难堪的歧视，承受了无法形容的精神折磨。

算了，算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1982年，我被调往生技科，85年任科长，后又兼任二职，成了企业的骨干，靠的就是干。局领导给我的评价是：“忍辱负重，不知苦怨。”

1997年退休，在家疗养多年落下的伤病。

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受的是革命教育，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历史证明，我有益于人民。

如今，年过七十，已是风烛残年，回首一生，无怨无悔，如果有话要说，只希望类似悲剧不再重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有一个安祥和谐、能充分展现才华的天地。

樊宣金：石室恶梦

带 着少年美好的憧憬走进了这座千年学府。我记得张秀熟厅长在1955年开学典礼上讲话：“美国的剑桥大学，苏联的罗蒙洛索大学也不过400多年，而我校已 2000多年”。“2000多年来，第一次招收女生，开辟了文翁石室的新纪元。”谁知三年后石室又开辟了另一个新纪元、全校高中毕业九个班，三四类学生占 32％，此是后话。

（一）

我班在一年级班主任（教外语的），二年级班主任（教文学的盟员）领导下，是一个团结互助、友爱和睦、充满着朝气的集体。我班男排是全校第一，其中三位是市 中学生男排代表队，还有曾代表成都参加青岛全国中学生比赛的女子体操队的成员；篮球校队有三名，足球有两名，另有二位考取了业余滑翔学校，每到周末都要翱 翔蓝天。每到班级球赛，拉拉队里女同学最积极。校广播站，先后有三人当了播音员；每次班上晚会，大家都有节目奉献，或来一只“丽达之歌”，或唱一段京剧 “打渔杀家”，再唱一段“天仙配”中的《路遇》。课间，只要有人刚哼出“像那春天的鸟群，在天空里自由飞翔……”马上就有人接上“像那奔腾的江水，流过了 五月的山岗……”我们班，充满了青春活力，充满欢声笑语，真像那春天的鸟群。

每逢登记电影票，或买课本时，有同学悄然为个别经济困难的同学解囊。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有天刘老师突然给女同学们送来糖果，原来是三八妇女节了，引起男同 学鼓掌相贺。教文学的班主任，可以拿一堂课来让大家讲笑语，或叫“市声”，郭老师先来一段“有烂棉花烂帐子，有烂铜烂铁卖……”然后让每个人上讲台表演， 师生之间非常亲密。

学校也是充满着学习气氛。著名的数学老师经常与一大群学生，在大棋盘上研究棋艺；喜欢文学的可参加“石室文学社”，著名的陶亮生老师（后打成右派）当顾 问。其它课外活动搞得风风火火，学生受益非浅。写了这些有些文不对题，但我的心情已感酸楚，因为等待我们的将是一场灾难。

（二）

反右期间为了加强中学的政治思想工作，市商业局机关调来一位党员副科长陈光表，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兼我班班主任，取代了郭老师。但此人一来，班上的气氛就急 转直下。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的他，常常随便训斥同学。爱吹嘘自己解放前夕乘飞机去北京上学，参加了共产党，是提起脑壳耍过的。经常手夹香烟在教室里指手划 脚地讲话，根本不像个教师。并四处扬言：“我是共产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

寒假社教学习，我校为第一学部，集中了4中、12中、15中、16中和工农速中的高中毕业班封闭学习，不准出校。第一学部率先开学，由章文伦负责，他动员 大家鸣放，保证“三不”。陈光表也是工作人员，他诱导大家要从方针政策，以及对右派言论的认识方面鸣放，不要老是谈鸡毛蒜皮的事。陈光表的讲话更具欺骗 性。他动员大家说：“错误不错误，谈出来才知道，错误的经大家讨论，你可以得到提高。你认识对的，别人认识是错的，可得到启发，目的是学习。”为了推动深 入鸣放，他找了六位家庭出身较好的同学座谈。他说：“你们不鸣放，出身不好的就不敢鸣放。”要大家带头，本人就属于六人中的一个。陈说：“经过反右，每个 人不可能不接触右派言论，特别是国家的方针政策方面的。”当时同学们非常幼稚，满以为是讨论功课一样，大家争辩，求得共同进步。为完成任务似的，本人写了 一张大字报：1，同意政协和人大是点缀中国民主的两朵纸花；2，现在就是党天下嘛，因为党代表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天下，就是党的天下；3，朝鲜战争的费用 应由中苏共同负担，因为是保卫社会主义和平阵营。我又觉得葛佩琦说“共产党整风好，避免了腐败，否则人民要起来推翻共产党。”

因为前提是拥护整风。当时本人实是拾人牙慧，但却受到陈光表的当众表扬。为了满足班主任的要求积极鸣放，有的同学去翻右派言论集上的言论来说，完成任务似 的。这里我要插一段话。1966年本人出差北京，看望我班在石油研究院工作的同学杨华琮，这是位好同学。在交谈中他感到当时很多同学受害，很痛心。其父是 华大附中（13中）的老教师，教过陈光表，并且常有联系。寒假集中前夕陈专门到他家叮嘱，这次学习要他无论如何不要开腔。换言之此次学习是要整人的。可见 当局早就布置了以学习为名，行整人之实的社会主义教育学习。

当时农村来的，出身贫下中农的同学，有的讲农村干部打人；有的说农民生活不好……总之我班同学越说越热闹。当时整个学部的大字报可谓铺天盖地。因为鸣放了 才是对党的信任，才是听党的话。此时，学部又鼓动个别同学登台做专题讲演，使整个运动按照他们的意志搞得轰轰烈烈。

当学部组织反攻，大部分同学感到受骗上当时，但为时已晚。挑动群众斗群众，并非文革时期才有，当局利用中学生在政治上的幼稚，把阵线分明的我班同学玩弄于 他们股掌之间。今天你在批判别人，说不定明天又轮到你。此时，他们的面目像川剧变脸一样快，变得十分狰狞，而认真鸣放，向党交心的同学变成了一群待宰的羔 羊。

（三）

最后一学期，班上少数得势者趾高气扬，大部份同学沉默寡言。批判会不断，一般是在晚上开，陈光表拢络一些同学开足火力对另一些同学进行批判。某晚批判我和赖先泽，面对不实之词的批判，赖狠狠的将做记录的钢笔戳在书桌上，把笔尖戳断。我忙拉他坐下，让个别同学表演。

本来临到毕业，学习应该紧张，此时哪有心学习，很多人被批得灰溜溜的。批判会上一般都是厉声呵斥，为了自己哪还讲同窗情谊。不少人甘当陈光表的鹰犬。从团市委学生工作部《省成四中58级5班政治思想情况》的文件可以证明，很多同学都早已划类，那时并没有寒假学习。

这时连同学的交谈都要慎之又慎，唯恐有人汇报。最后一学期毕业班全体同学到13中操场听罗广斌《在烈火中永生》的报告，就有人侧耳听我和赖讲话，赖在手心 上写上“后面有狗”以示警惕。我曾向几位同学推荐《人民文学》57年第二期上的《林黛玉论》，就有人反映上去，批判我宣扬毒草。其实他们连这篇文章都没读 过。我班受批判的同学不下半数， 33个团员中就13个受处分。其中开除4人，留团察看3人，警告和严重警告6人。

当团员整团时，我向个别同学问了一下他们开会的情况，陈光表把我叫到办公室，指着我说：“你打听团的机密，你干涉团的内政！”最后一期，本人多次挨批，思想痛苦不堪，无心学习。

灾难深重的五班，最后一期，经常搞活动，向党交心啊！挖人民南路的下水道啊（旁边一段正是劳改队被押着在挖）！龙潭寺翻谷仓啊！我们几位同学在酷暑天冒着 烈日维护将军衙门至通惠门首段柏油马路，汽车一过柏油露出立即把沙子扫去盖上。有一次张静姝同学中暑昏倒。我班杜志明同学因家庭困难，申请免学费（以前也 免过），陈光表把申请退给他说：“你都要免学费？”意即政治表现不好。杜只有流泪，把申请撕了，敢怒而不敢言。他挑起同学互不信任，甚至敌视。一二年级那 种和谐、团结友爱的氛围荡然无存。甚至有位曾受惠于张静姝的同学（电影票、教科书）批判时说她“收买人心”。

为了挽救我和赖先泽被叫去政治补课，来补课的都是各班在悬岩上的人物。所谓补课，也就是学些文件，再写些心得，再胡乱把自己批判一通，结果有些人还是政治2分，当然我俩幸运得了3分，因为我班2分（开除团籍）的已经有4位了。

从寒假学习起，思想特别痛苦、愤懑，背地里几个同学说，我们的前程是井（似锦），前途无“亮”，希望早早结束学习，离开石室，结束这场恶梦。

（四）

高考未被录取这是意料中的事，我被分到新成立的冶金厅，送我去报到的几个同学为我背行李，都以为去桃花铁矿。后分到研究所（实为化验室），真是喜出望外。 地址就在人民北路，令同学们羡慕不已。报到的本市有9名，后来了解到大都出身不好，而我和另一位11中（政治两分）的属个人问题严重的。另有5名重大工农 速中的，也因有这样那样问题而未升学。他们拿入学前的工资，而我们普通中学的，工资16元，名曰练习生（干部）。

未毕业已领教了政治的残酷性，因此，与人交往，隔外小心，时时警惕。只有埋头苦干，绝对服从，慎言谨行，夹着尾巴做人。单位是研究所，而我的工作大多是体 力劳动。经常拉架车，蹬三轮，代表厅里去修鱼嘴水电站，参加夏种夏收，干部参加“四同”到铁矿下井与工人一道采矿，总之，当“听用”。很久都没能进化验 室。单从本人的工作来说，应该无懈可击，而且受到群众的赞场，但领导对我总另眼看待。

1960年，反右倾运动，本该与我这个16元一月的练习生无关，但我成为研究所唯一的靶子。某天突然通知我晚上开会，我莫明奇妙，又成了众矢之的。大会上 我不服，认为自己表现得很好，不管做实验，劳动都有目共睹。但党总支部书记说：“樊宣金你思想反动嘛！你看不看你的档案嘛，你比右派份子还恶毒！只因你是 中学生，没给你戴帽嘛！”当晚会上，硬说我平时消极。说苦战是疲劳轰炸（因为那时晚上12点才准下班，第二天又要按时上班），此话根本不是我说的，但在一 遍声讨当中，我只有说：“我不喜欢化验工作”，然而一位58级重大工农速中要求进步的同学却问：“你不喜欢化验工作，你是不是喜欢社会工作？”当然是指的 反革命工作。会上，我已无话可说了，紧闭双眼，不让泪水在他们面前流出。

由于在学校的事情，我已成为单位的活靶子，反右倾与我这个16元一月的练习生何干呢？

1961年，同来的58级同学纷纷转正，工资从16元，变成20多元，唯独不给我转，我也只有认气吞声。你不服？难道你搬起石头打天！

我已忍无可忍。在经常通信的同学中，在单位的处境也不妙，因此曾与赖先泽和14中高58级的刘凡刚商量跑新疆。刘的父亲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师长，解放前是资 中县长，解放后是该县的副县长。刘同学多才多艺，但政治两分。他甘愿打先锋。几个月后他来信说“不要来，太荒凉了”。

1961年，备战备荒，研究所迁峨眉山区，青年们（高59级和高60级的来了），去修专用公路，当然有我。在单位领导岐视下，思想很压抑，我没法愉快地生活，我决定离开这个单位。即写信请在成都的同学假借母亲生病，为我在研究所本部请假。

我告假离开工地，一位高59级的好朋友知我一去不返，特送我20里，挥泪而别。自然灾害时期，长途车多因缺油停开，我只有步行。背着被盖卷，带着行李走了三天回到了家。一路步履轻松，真有“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的感觉，好象奔向了自由。

在家呆着又怎样？同学为我在郊区小学谋个代课老师的位子因一时不成，时间一久研究所派人来做我母亲的工作，说：“脱离革命，要送去劳教。”母亲是文盲，老 实胆小，一直哭劝我回去，要我不要脱离革命，以免送去劳教。此时老人家已成心病。母命难违，我只有重归革命大家庭。当时户口是一个人的生命，有了户口才有 粮食，庆幸我早把户口转回了家，当然我不会把户口转走，我愿背粮食去上班。因自然灾害期间，换粮票不易，来做我母亲工作的人说，有时可搭单位去峨眉的水泥 车。我背着行李和30斤大米到了研究所，正遇副书记，他厉声道：“你来干啥？你不是不来了吗？”咿哩呱啦，放了一通狗屁。因年轻气盛，我一气之下，调头就 走。我愿受旅途劳累，也不愿受你这狗书记的训斥。我又徒步踏上了回峨眉的旅途。起早摸黑又走了三天，回到工地。几位好友异常惊奇，我只有将某某二人如何恐 吓我母亲，母命难违，只有如此而已。按道理学工、练习生工资实为补贴，不能扣，他们仍按2.55元一天算，每月16元，扣下来只有几角钱了。那时你敢怎？ 有气你难道能把地球踢上天？只有强忍。

1961年5月，冶研所划归国家有色研究院，可能要搞稀土金属之类的东西，要保密，就把58级来的淘汰了九名人员出去，调重庆市冶金局所属各厂矿。剩下来 的5名都是团员。虽然不愿远离成都，一再请求留下照顾老母，上面不同意。但离开对我来说像地狱一样的冶研所，去到那不可知的另一个环境，我还是勉强动身 了。

（五）

我这个十几元一个月的所谓干部到重庆后，分到了工厂。工厂劳资部门一看是干部，按规定，高中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应与中专毕业生同待遇，即改为 29.5元，并称原单位乱搞。我在船上当过水手管理员，在长江边靠船时遇到同样当水手的初中同学，12中58级的黄德成（2分）。后来工厂派我到广东收锰 矿，一去就几年。我很乐意，因为一个人工作，不与单位的人接触，少麻烦，少是非。文革开始，我感到新鲜，看到那些当权派戴了帽游街，被打，被斗，我觉得他 们受点教育也应该，因为他们中又有多少是靠本事上去的？又有多少人是真正是在为人民服务呢！又有多少人不是靠政治运动踩着他人头上上去的呢？

在成都参加了联络站，看到批斗章文论，我觉得罪有应得。是他信誓旦旦地讲“三不”政策，诱导大家大鸣大放，给大家带来痛苦和灾难。寒假学习时，我班请他来听取意见，不来就不鸣放，那时他的态度是那么的和霭，然而在他们所谓的反攻时面目又那么凶恶。

班主任陈光表，一学部的工作人员，四中政治教研组长，他用手段蒙蔽一些同学去斗另一些同学，遭到四中绝大多数师生的痛恨。文革时期，在批斗章文论那天把他 叫到团市委来，面对我班同学质问，他说：“你们班的事是团支部搞的，我不清楚。”“我都是一贯挨整，一贯受迫害的……”萧良贵同学立即说：“你挨整属于恶 性循环！”“恶有恶报！”事实是他调成都师专后，斗不过比他更厉害的，后贬去劳动过。当时他有些惧怕，连声说“我现在是造反派，我是中教的造反派……”其 态度可恨又可悲。不可一世的陈光表，也有缴械的时候！到了联络站，才知道有的同学的遭遇更惨。对章、陈这类掌握同学命运者怎么不令人痛恨。

（六）

从58年起，到78年，经历了20年的浩劫，对每一位58级同学来说真是刻骨铭心，心里的阴影至今难以驱散。但随着改革开放，随着社会的进步，出台了一些 政策，很多人得到了平反。使这些压在磐石下面的小草，得到阳光，生机勃勃，发挥出了他们的能量。我班大多数当年没能上大学的同学，在各行业中均有不俗的表 现。他们从临时工、学工做起，有的已成为教授，中学教师，工程师，会计师……有的当了厂长，经理，可见政治对人力量之大。可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韶华易逝，50年过去，我等已近古稀。回忆往事，怎不令人嘘吁！

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忆，因此留下这些简略记叙，以警后人，是十分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