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五) 余伯楷：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

发布者 guzheng 在 08-03-22 0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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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58年属鸡，人们常说：“鸡叫了，天亮了，表示黑暗已过大地开始光明。”又说：“要得发，不离八。”这就是说1958年应该解释为非常吉祥的年 份，然而58年真的吉祥么？我认为正好相反，它是苦难之年、灾害之年。58年成都会议树起的“三面红旗”，其中恶果之一就是在全国饿死了三千万人，其功过 历史自有评说。

也是这个带“八”的1958年对我来说更有切肤之痛，刻骨之恨。1952年我有幸考入了百年名校——成都七中（当时叫成县中），后来在初升高的考试中又以 8：1的比例升入该校高中学习。由于学校硬件基础好，师资力量雄厚，加上本人的刻苦，所以我一直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高中。本想高考高中金榜题名以报效祖 国，并慰亲友，但是谁知道一场名为58中学生社教运动却改变了我的命运，并让我万劫不复。

当时社会上的整风反右已接近尾声，而我们的运动却是这场整人运动的继续，所不同的是整人的对象由成年人变成了未成年的中学生。

我的母亲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然而那场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已使她预感到我们这次集中学习的“凶多吉少”。因此她在送我到学校时告诫了我一句话：“娃娃，要少说话。”我当时还觉得她太多虑，然而以后残酷的事实印证了她的预言并让她遗恨终生。

在集中学习前，我校一位叫张玉如的老师，当时她已是教导主任，中共党员，很“亲切”的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放松，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搞大跃进，教育也要 搞大跃进。所以这次你们集中学习不会影响你们的毕业考试，今年升大学的比例是很高的。主要是让你们去给学校提提意见，看如何把学校办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学 校。听了她的讲话，我想到这次学习非但不会影响我的升学梦，而且还是一个热爱学校的学生报答学校履行职责的绝好机会。

第二天，在13中的大操场进行了学前动员，当时任市团委副书记的章文伦在会上大讲国际国内大好形势，鼓励大家大胆向党交心，指明了“三个放”的方向，信誓 旦旦的许下了“三个不”的诺言。使得大多数同学消除了顾虑，放松了思想。然而就从此时此刻起一个狠毒的虚伪的承诺，连同引蛇出洞再致命一击的阴谋开始了。

运动一开始，同学们的发言大多是些与政治无关的东西，如某个老师教学质量差，育人方法不对，学校伙食应怎么改善才能有助于同学安心学习之类，而我则谨遵母 训一言不发。这种现象当然是学部领导不愿看到的。于是第二天便组织我们到另一学部（成都四中）参观学习，这里的气氛就不同了，大字报的内容质量也高多了， 不仅涉及国内政策而且对国际形势也有独到之见解，有人还上缴了父亲在国民党时代当军官的军刀。参观回来，学校领导号召我们向别的学部学习，放下包袱大胆鸣 放。小石头已经溅起了细浪花，学部领导及时使出了两个狠招：一是向大家散发了作为辩论参考的提纲，这是一篇不加批判的社会上右派份子的言论（特别是党的领 导、历次运动，农村政策）让这些幼稚纯真涉世不深的未成年人在热情的鼓动下落入陷阱。二是组织部分早已交底的积极分子（每班大约二三名）现场说法，带头触 雷，引诱其他同学碰礁。

两招一出，果然生效。大家的热情被煽起了，会上发言的内容贴大字的内容，也合符学部领导的胃口了。我当时就是在这两招，特别是后一招的作用下忘记了母亲的嘱咐，自毁了堤防，上当受骗的。

当时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比我大几岁的女同学，我们都尊称她为大姐，她不仅是班团的干部，还是一位共产党员。这时她主动的接近我，向我讲上 甘岭战役，讲被宣传得热火朝天的志愿军女战士张道华，瞎眼救护伤员的故事。最后她告诉我，她就是张道华的战友，这些全是假的，是共产党用来搞宣传的，她对 我说：“共产党从来不说真话的。”她和我的谈心使我为之一震，我想：如果说我们这些出生不好思想落后的学生，对共产党有这样那样看法是偏见的话，那么身为 班团干部的共产党员学生的思想又怎么解释呢？看来共产党是有点问题了，向它提点意见让它改进，不正是学部领导的希望吗？不正是一个正直爱国爱党的学生该做 的吗？我就这样热情地跳下了当局早已布好的陷阱，而且永远爬不出来。

对于这位“大姐”，我至今仍能回忆起她阴险的面容。然而，我还是不愿提她的名字。因为有一天我们同学如果有机会再聚会，她将为她的助纣为虐的行为无地自容，她的子孙也会为她的卑劣作为而蒙羞。

既然防御的堤口已冲开，汹涌的洪水便会奔腾而至。我并无文体“细胞”，在学校就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书呆子。阅览室里经常能找到我的身影。对于毛泽东的书当时 很多人很少问津，但我却熟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单行本，有些段落我至今尚能熟背。对照当时中共的作为。联想起我那 位大姐同学的谈话，我在会上讲了：刚解放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六位副主席中大部是党外人士，确实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很快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大，主席和副主 席都变成了中共人士，这哪还像个“联合政府”？中共不是在搞党天下么？而某公岂能在入住中南海当了马克思+秦始皇后，就忘了在延安的承诺，忘了在“论联合 政府”一书中的论点主张，这不是以欺骗得天下么？我家当时住在永靖街，距盐市口很近。我又没有住校，因此对当时的所谓“二师事件”有比较直观的接触和了 解。当时二师的学生上街张贴大字报，被盐市口派出所的民警撕毁。学生为了表示抗议，找派出所评理，然而大部份学生被强行驱散，少数学生被捕。（后来被开除 学籍，勒令退学甚至劳动教养的大有人在。）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享有充分的民主，咋会发生这么霸道的事呢？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像英国这 样的“海德公园”式的民主，我们却不准人讲话？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究竟优越在哪里？这件事情我对少数几个同学摆过，而我的看法则是在会上向大家讲过。

我家的亲友多，有一次一个叫蒋二娘的远房表亲来我家看我父亲。当我们问到蒋二爸还好么时，她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她向我们讲了农村搞统购，基本上把农民种 的粮食都统购完了，在农村家家都得了水肿病（严重营养缺乏所致），蒋二爸临终时只说了一句话：“二娘，我想吃口米汤。”二娘噙着眼泪对他说：“米都没得一 颗了，拿啥子给你熬米汤嘛？”蒋二爸死了，带着空空如也的肚皮，带着对一口米汤的企盼走了。这件事对我和全家的震动都很大，我怎么也想不通，那两年一不天 干二不水涝，在天府之国号称“金温江”的一个勤劳的农民家里，种粮食支援国家建设的普通农民，咋就会与一颗米都无缘呢？在会上我是含着眼泪向大家讲了这个 痛心的故事，最后我说制定政策要搞调查研究，要讲科学，不能为了讨好哪个而硬下指标，把人都饿死了。

运动到了后期，像我一样的羔羊一只只落入了陷阱，“反击”就开始了。当局者为辉煌的战果弹冠相庆，包括我在内的约占近30%的三四类学生成了无帽右派，被狠批猛斗后打入了另册。从此时此刻起，他（她）们的大学梦毁了，青春毁了，终生毁了，苦难的人生之旅开始了。

我在毕业考试时，各科成绩都是5分，只有俄语一科稍差为4分，然而我连毕业证也没有拿到。原因是我的政治不及格（2分），只发给一张结业证。拿到这张并不 沉重但又沉重得让我几乎拿不起的纸，我仿佛是拿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躲在家中几乎哭了一个晚上，内心充满了痛苦和愤怒。我并不后悔我在“社教运动”所 说所写的一切，因为这是良知的驱使，是正直人的真言美语。我是为一种上当受骗而痛心疾首。然而灾难并未结束，噩梦才刚刚开始，一场更大的骗局正张网以待， 它才真正的毁了我的一生。

运动结束以后，我收到一张四川省建设厅的通知，大意是：我们已收到你的全部材料，请于某月某日到厅干部处报到。我如期到干部处报到后，他们又给了我一张到 省建三公司干部科报到的通知。我在三公司报到后经过几天的学习开始分配工作。结果是到省建三公司三工程处劳资科报到，通知上明明写着此人是来当工人的。当 干部变成当工人，思想上尽管有些矛盾，但是还能接受，因为当时三公司六个处有职工一万余人，别人能活下去，我又有什么特殊呢？只不过自己有点文化罢了。然 而一到工地我才恍然大悟，这哪是我生存的环境，这是为我这个“无帽右派”学生量身定作的变相劳改场所。政治上受歧视，遭人白眼，被领导以极侮辱人格的语言 挖苦奚落，劳动上是哪类活重、苦、脏就有你，我提出是否让我学门技术，因为我毕竟有高中文化，但得到的答复是：“你这种人还想学技术？”工资呢是每月13 元。我想我才十九岁，这不是明摆着要让我在这里屈死、累死吗？我还能忍受下去么？可我已经委曲求全的忍受到相当长的时间和程度了。凭着我这叛逆性格，凭着 我对两次上当受骗的感受，对执政当局阴狠毒辣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理性认识和质的变化，我必须从对它尚存的一丝幻想中挣脱出来。此时此刻我再也冷静不下来 了，再也理性和克制不下了。于是写了一些文字以作发泄。然而，就因此新老旧帐一齐算，领刑13年。刑满后尚戴了反革命分子帽子（后来四类分子摘帽才解下此 绳索），强制留场至今名曰刑满释放留场就业人员。每月仅发不足400元的生活费，无任何福利可言。真可谓是必将“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服刑期间，我曾几次与死神和杀头擦肩而过，过着绝非常人所能想象的苦难生活。多少个月圆月缺，多少个夜雨朝晴，我只能独自一人抚摸自己那痛彻肺腑的伤痕，回味自己充满血泪的苦难人生之旅。

为了不该忘却也不敢忘却的那段苦难史，为了告慰那些同我一样命运同受屈而冤死的难友。本人正着手写一部自传体小说，暂定名为《凄风苦雨漫漫路》，但愿它早日问世以让后人更加珍惜和热爱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