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王建军：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胡星林访问记

[胡星林、男、生于1940年11月、家庭出身小商人、公元1956年从四川省泸州市第一中学,考入成都铁路工程学校,就读于该校线路专业220班。 1957年至1958年初,因对当时中苏共同开发新疆石油一事,对“苏联老大哥”颇有微辞,加之在官方号召的“鸣放”中，提了一些意见。因而被批斗，愤而 吞食三盒火柴头欲自尽以明心迹并以此抗议批斗，经抢救得以生还。旋即以“态度恶劣”被诱骗送劳教。在历经坎坷２６年之后，于１９８４年始获已改名为成都铁 路学校（现更名为成都铁路运输学校）所颁发的肄业证一张。]

公元2006年8月，泸州城骄阳如火，原本浩瀚的长江，水量之少为50年来所仅见，还算整洁宽阔的大街，行人依稀可数。我和一位朋友来到泸州，为的是访问一位比我低一级的校友，他的名字叫胡星林。

对于公元一九五八年那场针对未成年学子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同样是“政治不及格”的我来说，胡星林这三个字，我却是第一次听说。因为当时够“劳动 教养”资格的，一般都是在全校大会批斗之后再戴上手铐押送走的。（我的同级同学李克灿就因为说了“中专毕业生待遇过低”而在全校大会批斗之后，铐送劳教所 的。）因此，他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向我提及他时，我竟然毫无印象，他是在还未大规模开始所谓“反击”之前，就送走了的。啊！原来如此。

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他。并约好第二天（８月１９日）在我下榻的宾馆见面。

没有寒喧和客套，一见面我们的谈话主题就直奔1958年那场“运动”。

“这事得从1957年说起,那年老师们在搞整风反右，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就是那个教数学教得最好的姚贤材，被打成右派，我们班的的班主任换成了教政治的江岷山，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十分左的年轻人，他后来因奸污学生被判了刑。

“老师整风反右,学生则是在进行红透专深的教育,学校也号召鸣放,但是经过反右之后,大家也放不起来,说的无非是伙食如何,学生早谈恋爱不好等无关政治的话。这当然达不到运动策划者的目的。于是就组织全校学生去外校参观学习,美其名曰‘取经’。

“我们先是到宁夏街的九中，九中当时是集中了成都几个普通高中学习的所谓第二学部，后来考虑到我们是中专校，又组织我们去了四川省公路（工程）学校，我印 象最深的是该校一位学生的讲演，他说：“为了帮助党整风我们没有任何私念，我愿用铜锤打开我的天灵盖，捧出我雪白的脑花证明我的清白……”这些话语，让我 十分感动。

“啊！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段时期，成都发生了一个被称为二师学潮的事件。二师的一批学生上街讲演，被当局组织的便衣殴打、抓捕，我知道后心中很不平静，我认为这样对待中学生，太不公道也违反宪法。唉！那时我们太天真了呀！”

“尽管学校组织了参观取经，但同学们还是怕打成右派所以回学校还是鸣放不起来，于是校方、班主任又一次一次动员，说要帮助党整风，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等等，要同学们放下思想包袱。

“我当时在班上比较活跃，又是学校篮球队、足球队队员，经过动员之后，我想我们应该敞开心扉向党说心里话、确实不应该有私心杂念。

“于是我就在班上的鸣放会上谈了三点。第一、我说报上宣传苏联老大哥对我们无私援助，为什么在新疆联合开采石油，他们要拿走百分之五十，这就不是无私；

“第二、我班个别团员，学习不行，靠向老师反映汇报吃政治饭过日子，这样不符合国家号召我们要红透专深的目的，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当学生，当前就应该好好学习才对。

“第三、现在的鲁迅精神越来越少，大家都不说真话、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我班的团支书他和我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在假期回老家时，回来昧心说，他们那里 的红苕总产超过万斤，其时我们那里已开始饿死人了。他说这话时我当时就顶了他，说你是不是记错了。其实，鸣放期间我也就只说了这三点。

“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事，例如当时我班向全校发倡议书：说是吃饭时保证不掉一粒饭、一滴汤。在当时那种气氛下不少同学违心地举了手。我因为没举手也被视为大不敬的事。

“于是就在班内，开始批斗我，我当然不服气，我认为他们的批判是歪曲我的原话，是颠倒黑白，这就更不得了,说我骂同学乌鸦一般黑。结果是批斗升级，帽子越戴越大，并由班主任江岷山和团支书掌握，专门组织一些人分专题批判，而我要辩解却不准发言。”

“后来发展到人身攻击,说我乘打篮球之机去抱女同学,侮辱我的人格。

“我想不通,我是在组织一再号召下帮助党整风,我是真心真意提的意见呀,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公路学校那位演讲的学生要用脑花证明自己的清白,当然也是对那些诬蔑我的人和言论进行的反击。

“我买了一瓶烧酒、三盒火柴，我将火柴头和着烧酒喝了下去,但被同学们发现后,送医院抢救了过来，所以我说我是死过一次的人。

“不久我班的同学去贵州松坎劳动,我被单独留校检查。1958年4月8日下午3时，班主任江岷山告诉我说：胡星林你的处理下来了,我问他：怎么处理的呢?他说你跟我走，到时就知道了。于是我和他坐上一辆三轮车,当时我还以为是去与班上的同学会合呢。

“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郊区一个叫新村一号的地方,江岷山把我交给一个人,转身就走了。我一进去就感到不对头，这才知道这里是劳教收容所。我当时就蒙了,于是 放声大哭。这时过来七八个人,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不要装蒜。实话实说,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要劳教我,四十八年哪,到现在我也没有见过我的处分决定和劳教我 的书面通知。我一个刚满17岁的少年就这样被黑办了。

“就在我痛哭的时候，一个大概是与我同命运的年轻人过来劝我，叫我不要伤心，他说:在这里只要好好表现，劳教过去了还是有前途的,另外你要在学校多数人管少数人,你是受歧视的,我们这里大家都一样,谁也不会歧视你。他的话多少让我的情绪稳定了一点。

“新村一号其实是个劳教收容的中转站,人凑得差不多了又被转到自贡。自贡也是中转站,凑够180人就编成一个中队,集中学习一个月就送到云南盐津，就是最近那个发生地震的地方去修便道。我们相互之间不准称同志,只许称同学。

“我们到了盐津就赶紧背铺草修工棚,我被分配在铁路二支队六中队，我们每个人被编了号，我的编号是168号,我们支队大部份是右派,我这样的学生是少数。 可能是年轻的关系,分配我去搞爆破。你知道这是个危险的活路,我们又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一开始就炸死了四个。惨啊!连棺材也没有一个就拖出去埋了。还有 一个叫王世利的人和我住同一个帐篷，因为病饿出不了工，又无人看护，在我们出工时，自己爬出帐篷，大概是想喊人，人未喊到就死在帐篷外，也就是拖出去挖个 坑埋了。

“这些是不能说的，不但不能说还发动我们给原单位写信，说这里是如何如何地好。你想不写？这哪能行？必须写，写好了通过监管人员检查后，才能发出去。通信自由？这在当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你问我劳教有没有期限？啥子期限哟,所有的人都未宣布过期限，所谓表现得好的可以宣布解教。解教以后到职工队去，称留场就业，这批人就要稍微自由一点，有点工资，饭也能吃饱一点而已。

“1960年、58年开始的所谓大跃进的恶果开始凸现,四川各地大量地饿死人,官方的说法叫非正常死亡(王按：我看过一个资料，一位当过四川省副省长的姓 廖的说,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达1250万之巨)在这种情况下,内昆铁路也就下马了。我们被调到通安铜矿,后来又调到据说是搞原子弹的三 五二厂,61年又把我调到电厂去烧锅炉。一直到1962年4月15日,在我被班主任江岷山送到“新村一号”4年又7天之后,宣布对我解除劳教。

“你要我详细地谈这四年的劳教生活,说实话我是真不愿意谈,甚至想都不愿想,你实在要我讲,我只能告诉你，在这里,我们的命连狗都不如,你别再问了。所以当宣布解除我的劳动教养时,我坚决要求回老家泸州。

“说句实话，在劳教那几年,我多次想到死。我己经死过一次，无所谓了,之所以未第二次自杀，是想到了我的母亲。我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她老人家咋个受得了。65年我在离这里20多里的农村结了婚,又有了子女，感觉自己肩上有了责任,这才打消了死的想法。

“啊,话说回来,我解除劳动教养回到泸州,去派出所报到。派出所民警看了我的介绍信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你明白你的身份吗?我说明白,4年又7天的劳教生 活,早已将我一个对祖国充满拳拳之心的少年整麻木了。我知道从四年前开始,我就是这个社会的贱民,我活着就只是为了活着而已。

“为了活着,我在近45度的坡上挑河沙、挑卵石；为了活着,我学会了开条石常年奔波于各个石场；为了活着，从64年到84年20年间我几乎干遍了各种各样的苦力活,也受尽了社会的各种歧视。

“1978年,社会上开始落实政策。说句实话,从我解除劳动教养开始我就不断地申诉,要求落实政策。1965年我找学校,当时校团委那个叫李林的让我写材 料。我前前后后写了20多份,他们大概连看也没看过，我连一次回答都未听到过。更可气的是78年我回校时,校方居然说学校没有我的任何材料,甚至连处分决 定、学籍都找不到了,理由是“文革”中被学生抄丢了。

“万般无奈,我找到了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一个叫胡昌健的人。他又把我介绍到宜宾统战部(其时沪州归宜宾管)。沪州统战部先是推。说来也是,20多年来在文 字上,除了1962年解除劳动教养时给了我一张去派出所落户的介绍信外,四十八年什么样对我的书面材料我都没有见到过。我算知道了什么叫草菅人命。

“我只好又找学校。这次接待我的是教务科一位叫陈满仑的老师，我当时就发脾气说：你们现在推这个，推那个，请问当初学校对我处理到底错了没有?如果没有 错,你们给我写个东西交给我,我不再找你们。你们现在说未开除我的学籍,又不给我个说法、骗我写了那么多材料,又从不回答我。你们究竟要干什么。陈老师看 样子还是同情我的,让我过两天再来,并一再叮咛我见了领导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发气。看看,这是什么世道,被大老爷冤枉地打了板子,还得对大老爷说,你 打我是有原因的，不能怨你。

“终于,校长来了。陈老师陪着小心对校长说：这个人来了很久了,要求不高，要个毕业证,校长看了毕业证说了一句,他又没毕业，给个肆业证吧。于是毕业证就改成了肄业证。

“好歹总算有了个能证明自己身份的文字东西了。我拿着它直奔省统战部找胡昌健。这个人还不错,当即给宜宾打电话、就这样我又回到泸州。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办 事兴送礼了。我一个每天为糊口而奔波的临时工哪里有余钱送礼啊!那位沪州统战部的官员就打着官腔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要工作的人很多,你不是已经有了工 作嘛,还要求什么?

“人哪!就怕心横,这么多年我受了这么多折磨，如今是个今天卖了苦力，明天还得另找买主的人。你还瞎说我已经有了工作，真是要把人往绝路上逼呀!

“说句不该说的话，现在说恐怖分子抢人杀人。人逼到绝路上,什么事做不出来？我当时就对他说：你是不是要逼我去抢人嘛。就这样他才松了口，让我自己去联系 单位,联系好后他们负责开介绍信。几经周折又通过这样那样的关系,在不明不白被送劳教26年又7天之后，我总算被分配到了市政管理处当工人。

“这中间还有个小变故,本来我应是作为干部分配的；但由于没送礼,所以本应由组织部分配的就改为由劳动局分配了。可怜啊!26年的冤屈仅仅换来一个下苦力的饭碗，只是相对稳当一点。

“好歹我还有点知识,也有一定的技术。所以通过职称评定,我还是成了工程师。

“你问我为什么96年不到年龄就退休。唉!没办法啊,我这个人工作从不马虎,好较真。现在的工作,越负责就越得罪人。我负责监管质量,一负责就把一些人的 财路断了。好了，我不挡路,也挡不住路。眼不见心不烦,就不上班了。实际上2000年才退的，只是从96年就不去上班罢了。

“今天我给你讲了这么多。说实话,四十八年哟!我从未向人讲过。连我的儿孙们都不知道。我甚至不願提那些整我的同学,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也应该反思啊。

“还有一句话，我必须讲出来,就是四十八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认过一次错，也没有向他们写过一份检查。我始终认为我是受害者,我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心。”

8月20日我离泸返蓉,胡星林赶来送别,并赠亲手所植象征君子的兰草一盆,望着虽已六十有六的老人依然挺直身板的背影,我不由心生感叹,胡星林真君子也!

[后记：2006年月10月4日当我将对胡星林同学的采访录音,整理完毕,念给他听后,他当即要求我去掉那些当年批判他的同学的名字,甚至那位打官腔官员 的名字。他对我说:“时间过去了48年，我们应该学会宽容，我并不怕什么。他们当年整我，也是大势所逼。我不怨他们，老实说我经历的悲惨远不是我给你讲的 这些。”

我亲爱的那些虽受毒害，而却在那场运动中捞取了不少利益的师长、同学，你们听到了吗，你们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