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三) 王建军：与萧菊人对话——错误的根源是制度问题

发布者 lq 在 08-03-20 08:54

　　公元2007年9月26日15时至17时，原1958年成都市中学生社教运动亲历者袁体明（十二中高五八级四班二类学生）、杨无忌（原七中高五八级三类学生）、王建军（原鉄路工程学校大型专业三0四班四类学生）在都江堰市部队干休所拜访了原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58社教在成都的领导人萧菊人，和他一起回忆和探讨了58年那场针对未成年中学生的政治迫害运动。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文中人名按袁、王、杨、萧，不再另行说明）

袁：萧老，身体还不错。

萧：这里空气不错，我基本上长住这里，冬天才回去。我肺气肿，今年八十二，医生让我每天吸氧16时，实际上我只吸11、12时。

王：（在介绍完三个同学后）萧老，我那天在电话里讲了我们准俻拜访你的目的，你身体不太好，是我们的老前辈。实事求是地讲五八社教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心结，坦率地说，五八年社教，我们对你老是很不满意的。（萧：应该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我们找了一些当年的历史资料，这是当年的22期社教简报；这几篇是你老、张守愚、章文伦在文革中的文字，请你过目。这一篇是我们发起记录58社教时写的致亲历者书；这一篇是杨无忌同学写的记述七中社教的文章；这一篇是二师学生吴红写的记述二师事件的文章。（萧：我记得二师事件。吴红现在那里？我认识他。）我们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因为我们覚得，历朝历代，那怕是封建王朝都未整过未成年人，当时我们大多数还未成年哪！我们记录它，是希望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萧：对。）当年杜心源有个报告，市里有个社教运动的总结，从这些纪录中我们看到当时全川不到一万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光是在册的就有3200人，这就很说明问题。我们之所以要记录这段历史，还因为所谓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官方或民间均有文字纪录，唯有这史无前例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运动反而无人提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至今弄不明白、尽管全国都搞了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叫交心运动），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四川是搞的最厉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体如何正面评价李井泉这个人，我们很多同学至少我自己，我相信还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会厡谅他的。当时团中央有个文件说是要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是正面教育吗？！成都是整高三学生，中专则是不分年级，到了专县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顺县就整出一个十三岁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这次运动挨整的大多是当年优秀的学生，七中那个现在全国唯一一位没有大学学历的博导吕涛同学，当年就被划为三类学生整到巫山去背铁矿。

　　我们在纪录这段历史时，要求亲历者们特别是受伤害的，一定要实事求是，挨了一巴掌决不能说挨了两巴掌。不能因为当初执政当局栽诬迫害过我们而产生报复情绪。我们也不想针对任何个人，甚至不想现在就跟谁算帐。参加纪录这段历史的同学都不是耍笔杆和搞政治的。萧老，你当时是这场运动在成都的总指挥，据老一辈人说当时在前台的原市团委章文伦，在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最感愧疚的是不该整中学生。老前辈黄一龙在一次座谈时不无庆幸的说：幸好我五七年当了右派，否则整中学生的可能不是章文伦而是我了。

杨：我们今天来拜访老前辈，一路上我就在想该对你老说些什么。这几十年来我们说了、听了不少官话、假话、套话，今天说几句掏心窝的话。萧老，你几十年从政经历一定不少。你记不得我，但在我的脑中对你的印象还是很深的。1954年在慰问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时，我曾是当时市上两个向其献花的少先队员之一，你还在我的小本上题过字。我想就从这件小事说起。去年，我为亲人扫墓时，偶然看见一座墓上写有“袁丽华之墓，生於1930年卒於1966年。”我突然想起这一定是我当年小学的袁老师，她是50年代的全国优秀教师。（萧：你是龙江路小学的？）是。(萧：她的墓在那里？)在竹王山。我听我妹妹讲，袁老师是在文革中被强廹口含死耗子游斗，不堪受辱，趁看守不备从三楼跳下身亡的。想当年我们对这亇社会，国家充满憧景和向往，可是1958年我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被定为三类学生，幸而还进入了西师外语系。四年后自己要求到了甘支教书20余年，直到母亲病重才照顾返蓉。回顾这半个世纪，我自覚无愧於人生，我为国家民族贡献了一生。正如老王在开博时写的四句话：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它意，为史留真言。我们只是想把这段历史真笑实地记录下来。我曾经建议在以后如这些资料成集时，是否在扉页上写了上这一段话：历史将记住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充满血和泪的叙述，我们记录这个社会不应该忘记的伤痛。听说萧老女儿在国外，你也是过了耳顺之年，我们有些话可能逆耳，但忠言逆耳啊。萧老，你这几十年也在苦苦求索，想真正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享有民主自由，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还不如人意？是不是在那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想“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分析”伤害了想为国家民族作贡献，想跟共产党走的很多人。我们记录这件事也是为了儿孙（王：我们大家好像都进入了一个大的绞肉机，绞完他，再绞你，当然也包括萧老。）

萧：首先要感谢黄一龙牵线，否则我们见不了面。我们能见面很有意义，确实需要沟通。对我自己来讲，历史上左祸横行时犯了很多错误，这件最大。大学反右我参加了，中学老师反右我也参加了，但均未完就调走了。唯有这件事（指中学生社教）由我主持主管并从头到尾。有章文伦，教育局还有谁？（王：教育局长王玉珏，李泽芬、刘慧群、刘治光……）对，他们几个是团市委的，章牵头在前台。

　　有这么一次沟通，大家说心里话非常好。文革中58级同学批判我，我当时赔礼道歉是真诚的。因为这件事绝对是错了，现在看来更是如此。看来这个错误的根源是制度的问题。连彭得怀、刘少奇这样的开国元勋都整死，好像全国都成了敌人。连毛主席他自己都说：这在英美国家绝不可能发生，啊，这是邓小平说的。但在中国就能够发生。我读过大学但未毕业，原因是当时国民党要抓我们，我在抓之前离开了。那时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当时看了一本小册子叫《冀东行》，是清华地下党去过冀东解放区的人写的，我看了以后认为解放区政治清明，无腐败，官民平等，心里很向往，我是主动投奔共产党的。我出身穷，当年如果不是两个乡绅资助我的路費，我是不可能上清华大学的。我的经历使我很容易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政治经済学》是我看的第一本共产理论书，看后很兴奋，认为剖析得很透彻，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因此对党中央的信仰，是铁定凝固了的。认为凡是党中央的肯定都是对的。所以，解放后我所做的工作，包括58年那次，我是很认真负责，非常执着。我现在记得当时杜心源讲的，据他说大学生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泒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因为进入大学就意味着这一批人可能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靣的骨干。从这个观点出发，将学生排成四类，完全是仿效反右派的作法。这个运动发起的时间是？（王：四川是1958年1月）

　　当时我的处境也不大好，宣传部搞整风反右时，我被排队定为三类。当时各部的领导小组均为正副部长，唯有宣传部的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外面派来的。一宣布大家就都明白了，叶石（当时的正部长）肯定要遭。当时在机关我分管的事已不叫我管了，但我想，我不可能划为右派，我一个青年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一贯心向往之。而且当时我已是副部长。我当副部长在当时来说已是破格的了，因为我属於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而我这一级的大多数是抗日时期的干部，当时就有很多人不服，因此我不可能说共产党不好。所以我就采取了看你宣传部这个运动怎么发展的旁观态度。我在暂无其它工作的情况下就干这个了（指中学生五八社教）。我是打起精神作这个的。宣传部的运动正如大家所料，叶石被划为右派，叶石也是个好同志。后来大家对他说：你在大学抓了三百多个右派，最后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所以，这是个制度性的问题。

　　因此，你们作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三面红旗、大跃进等就更不知道了。大跃进死了好多人？我亲眼看见好多人是怎么餓死的。当时让我带医疗队去农村医肿病，让病人开好伙食，所谓开好伙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两粮几钱油。我们去看好让这点东西确实让病人吃到，另外发点什么康复散之类。有一天我看见稀饭抬出来，一个农民拿着碗去盛，就那么几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

　　左祸在农村，从农业合作化就开始了；文化界是从批武训开始，直到文革，横行了17年。不，20多年。但多年来也未解决。现在我们在这里说说话还行，可是写文章出书就不行了。你没有这个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监督软弱无力，行政强权，你监督他，他就把你调走，怎么监督？这次上海问题，费了好大的劲。这还是个别的问题。不从制度解决是不行的。体制还是要三权分立，要有制约。议员可以质询。布什也不是隨心所欲的嘛，他的行动还是要受国会制约的。

　　你们作这件事很有意义，你们掌握的材料较充分，比我掌握的还多。我看了这些材料可能会回忆起来。你们作的这件事不光是留给你们的子孙，也是留给我们的子孙，是留给我们民族的！

　　现在很多怪事，应让子孙知道，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如报纸派订，还划排名榜，这些都是天大的笑话，派订都是用公款，这说明你这个报纸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嘛。

杨：你老刚才说的我很感动，说心里话这个运动在四川，也不是杜心浇源的发明，他执行李井泉的嘛。大学是共产党办的，他们很简单庸俗按出身排队。我班原来有一些高干子弟，如闫红彥的侄儿，虽然补考物理数学，仍然能上当时一流的科技大学。而另一面，家庭有问题的，或在那次运动中有问题的，你再优秀也拒在门外。以吕涛为例，尽管在中学时已经显露出数学方面的天才，仍被拒之门外，只有去重庆背矿石。还有个余伯楷，毕业时尽管各科成绩皆为五分，但因向党交心，谈了二师事件和统购统销问题，就被划为四类学生，送到建筑公司变相劳改。以后又因不堪受辱发了些牢骚，说了些所谓过头话，竟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3年。现在户口还在监狱，每月有348元的所谓工资，比低保还不如。还有一个刘鸿鸣，十几岁本人都不知道竟被定为托派，取消了升学权利，到现在无工作，连低保都无权享受。

王：说实话，我每次谈起58社教之事，总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我们这些同学家如饶克誨、杨泽泉都是差点被判死刑的。他们的苦难都从1958年开始。萧老，你刚才讲的这些我也很感动，我们在博客中写了几个当年领导和执行这个运动的人，第一个是李井泉，第二个是杜心源，第三个就是你老。李井泉和杜心源作为四川社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前台总指挥，这么多年，未见他们有任何反思。相反，你老、章文伦、还有张守愚等，能认识到左祸给我们这些未或成年人所造成的伤害，能有所反思，这就叫我们感动。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嘛。一个人真诚不真诚，同学们是能感觉到的。

萧：我当时（指文革中）有无书面检查？

王：有。叫书面揭发。老实讲，58社教的大体脉络是清楚了，但有些细节还不明白。如：什么四川比全国其它省都搞的凶？四川还搞了个以公安厅带头的五厅局联合通知。定了十几种人不予录取。

萧：那一年？

王：1958年。

萧：了解，当时对这批学生不录取不戴帽。

王：不戴帽把我们坑惨了！

萧：当时确不是这样想的，是认为给这些娃娃一戴上帽子确实不妥，后来文革中五八同学批判我时，才认识到这比戴帽还坏，因为后来就为此无法平反。

王：好在78年成都市委办出了一个（78）10号文件，尽管这个还很不彻底，它毕竟承认了那次整中学生是不对的，当年被整的中学生因此而得到了部份的改正。有个问题，62年中央下文件对58年反右中错划的人，在大学生和中学生进行甄别，四川为什么不执行？我因为屬於鉄路系统，所以62年甄别了。

萧：62甄别我回忆不起了，但不管有无文件我知道是未安排甄别这件事的。

王：谢若英的回忆我觉得比较全靣，他甚至谈到了社教运动前的摸底调查情况。萧老说左祸这个东西要从制度上去找，我们很有同感。如不从制度上找，很多事情确实无法说清。我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纪录这件事，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儿孙，还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掩盖和歪曲这段历史。去年七中百年校庆出的校志还说：“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全体中学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开学、升学、纪律秩序、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于正确的政治立场。”58年那次针对中学生的社教运动是进行的“正面教育”吗？这真叫人气愤，历史不能歪曲到这个份上。

萧：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你们写个不是很长的东西，写长了没人看，现在管学校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写校史的人应该知道并涉及这件事。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王：这也是我们想作的事，但是现在很多的掌权者，包括中上层哪里还会想到这件事，现在有些校长当我们提到此事时，就以上级无文件没先例来推托。

萧：有个办法，现在教育局不是在写志吗，还有个机构。你们写个简单的东西不要太长，几百千把字就行，交给我说明此事。因为78年市委办那个文件是我主持制定签发的，当时我还是市委常委嘛。我找他们通过市地方志办公室转知市教育局再转知各校写校史的人，要引证78年那个文件，唉！没文件不行。处理这件事不能像七中那样，像七中那个校史就不行，我现在不能回成都，身体不行。我回去后找些关系和地方志沟通来作这个事，我覚得你们能否和市教育局写志的人合作？听说教育志已写到85年了，好像没写这段。和他们商量，看能不能在补订修订时把这件事加进去。

杨：我们的同学现在还有些担心和顾虑，一是这多年啰不想揭伤疤，二是多年颂党，现在纪录这件事会不会被人说反党？

萧：我想我们不专指那个个人，社教运动整体说来就是个错误，这个运动是错误地整了好人，现在写史的人不知，还按原来那样写就是谬种流传！78年我主持了那个文件，我们想什么办法采取适当方式把它写出来。

王：现在已经5点多了，我们来前黄老告诉我们不要超过5点。（萧：没关系多谈会。）谢谢萧老和我们对话，回去后我们和同学们商量写个东西再交给萧老。（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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