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吕涛：向中学生开火（四篇）发布者 guzheng 在 08-04-25 08:57

吕涛：向中学生开火

当代史学家经常把四川的李井泉和上海的柯庆施并列为长江上、下游的左王。其实委实抬高了老柯，李井泉单拿出1959年至1961年四川饿死800万人的惊 天“政绩”，老柯便望尘莫及。即便以文艺界的反右而论：老柯拥有金棍子姚文元，成绩依然乏善可陈；李井泉硬从一个普通咏物诗《草木篇》中挑出了反骨，再恣 意曲解，无限上纲，搞得轰轰烈烈，声势之大，乃至惊动了中南海的龙驾。流沙河成了御笔钦点的大右派，让李井泉抢尽了风头。

在教育战线李井泉却逊了一筹：四川的高教不发达，川大虽揪出了一个女生冯元春，但在全国范围内无影响，拿不上台面。惟有另辟蹊径：把反右扩大化到中学生，方能拿出战果。四川省除了成、渝两市外，还有163个县，县县有中学，到中学生中抓右派是大有可为的！

李井泉能不知道中学生是未成年人？能不知道教育部、团中央在1957年8月的联合发文中已指明：中学生只搞正面教育，不搞反右鸣放？李井泉倚仗政治局委员 身份，压根不把教育部、团中央放在眼里。要讨得龙心大悦，就要突出极左特色。至于丧天害理、违法违规，他才不在乎！

经过一番策划，在1957年11月16日，由李授意其喉舌杜心源抛出意在向中学生开火的动员报告。报告一开始便大谈战果：“通过运动，从全省中等学校教职 员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一千四百一十九人”。然而对这一数目又极不满意，“全省有一百零一所中等学校未揭发出右派分子，显然有漏掉右派分子的可能”。

杜心源在针对四川中学教育做了一番阶级分析后，便对准主题，先大表其功，说：“现在全省中等学校学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四川历史上任何时代。在校学生已由一九 五零年的十四万多人，发展到五十五万多人；近两年来，单是普通中学的招生数每年都是十七、八万人，比解放前全省中学生的总数还多五、六万人。在中等教育事 业的发展中，学生的来源和成分也起了变化，工农成分逐年增加。”——但又立刻对此大好形势全盘否定：“过去学校招生只重视文化知识，但工农子弟目前考不过 地富子弟。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但是解放已8年，谁造成此局面？板子该打在 谁的身上？杜心源心知肚明，却一字未提。反而危言耸听说：“（中）学生也可能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成都二师闹事就是右派骨干分子彭霖荣煽动的，十 九中学生李明炀竟为反革命分子冯元春作辩护。” “在中等学校中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的仇恨，表 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大学生中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这是应该记取的教训。”——如此荒唐走板，令人跌破眼镜：且不说大学生就是 由中学混进的一类的废话，一个16-17岁的娃娃，能是越王勾践？杜心源又何以知道学生勤学苦练是为了蓄意报仇，而不是立志报国？中学生能有多少反动？他 们从初小到高中难道读的不是共产党的书？谁把他们培养成极端反动的学生？杜心源这番言论无非是寻找拿中学生开火的理由，为整中学生找依据。他具体指示今年 招生“对于：（1）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2）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3）品质作风极端恶劣（例如一贯偷窃、严重的流氓作风 等），屡教不改的分子，均不录取。因之对中学生也应有审查，查清其家庭成分和政治情况，以便有所控制。对已招收的坏学生应加强教育改造，对其中屡教不改 者，应作适当的处理。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应建立档案制度。”但是如何区分中学生哪些是“思想反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呢？不用担心，早 已部署好了。各市、地、县更心领神悟，整人的圈套已驾轻就熟。

杜心源的报告是58社教整中学生的动员令。此后果然按他们罗织的“道理”，在中学生中大抓“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了。初中生也不放过！

人们只要把杜的讲话和文革的两估计做比较，便知二者何其相似。都说教育战线被资产阶级占领，培养的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不同的是文革的两估计认为：17年 中，资产阶级一贯在教育战线专无产阶级的政，培养的通通是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当然包括1、2类学生在内），而——李井泉、杜心源便是代表资产阶级专无产阶 级政的人，通通应当打倒，再踏上一只足。历史开了大玩笑：玩火自焚。这便是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揣摩上意的下场。

王建军：试刀 —— 二师事件的启示

五十年前，四川成都发生了一起惊动当时北京高层的所谓反革命事件，这就是如今已被官方有意淡忘了的所谓二师学潮，或如官方当年所称的“二师学生反革命闹事事件”。

当时的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也着实热闹了一阵，天真而又不明就里的学生们，被渲染成一群不知好歹的忘恩负义之人，一群目无法纪，冲击专政机关的暴徒。

喧嚣声中当然也少不了四九之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站出来”“愤怒声讨一小撮”的“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份子”的代表们的高腔。

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听说此事件悄悄地“平反了”，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只是在成都市档案馆内静静地躺着已整理成册的《省市委宣传部关于成都二师事件的通 报》（案卷号101、全宗号56、目录号1）和与此有关的大凉山上二师事件受难者的白骨，还在无言地述说着这段尘封的往事。

二师事件是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彩排，也是执政当局迫害未成年学子的试刀。牛刀小试居然大获全胜，这从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杜心源在1957年11月的讲话就可以证明；二师事件是凶兆，这之后中学生们大规模地罹难，确实是在劫难逃了。

二师事件在执政当局当时控制的與论煤体上，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程度也达到了一个高度，就连壮汉将中学生头发扯住，反剪双手，衣服撕碎这样明白无误的事 实，都可以在号称“公正”的调查报告中说成是“可以理解”“不算殴打”的“正当行为”，那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有什么理可以讲呢？至於后来变本加厉地迫 害，无中生有地捏造出一个“大同党”来，对中师学生进行逮捕、关押、劳改、劳教，定一批反革命、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有名人说：石在，火种就不会断。二师事件亲历者吴红的血泪文字，恰好说明了这一条真理。谎言可以蒙蔽人於一时，但不可能永远蒙蔽下去。

陶潜先生说：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凉山上二师事件罹难的同学们，历史已证明你们有功无过！同学们怀念你们，你们安息吧！

吕涛：向党交心 —— 一场针对中学生的政治骗局和迫害

秉 承李井泉授意，1958年1月23日成都市委宣传部下发机密文件：开宗明义便讲明社教的目的是为高中毕业生升学、就业安排作好准备。在关门鸣放前，先指定 专人把学生进行政治排队，即按进步、中间、落后、反社会主义分为四类。各班应确定一定数量（不超过3人）为骨干，适当训练并交代任务。其步骤为：1）号召 大胆放，以便彻底暴露学生的政治面貌；2）专题鸣放；3）专题鸣放和辩论，对放出的反动言论加以批判；4）按鸣放出来的言论再进行政治排队； 4）下学期处理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此前，共青团成都市委1月18日也发绝密文件指明：1）整风进入三阶段后，学生顾虑减少，但即将毕业，怕影响考大学政治条件不轻易暴露政治观点。应吸取医 士学校经验：动员学生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形成高潮。2）鉴于高中生水平低，又缺少知识，完全依靠他们自己辩论不解决问题，专题鸣放后应针对学生的主要 问题作二至三个报告。3）建议由叶石作动员报告，解除顾虑，鼓励鸣放。4）对依靠骨干予以训练，交代任务。

一切在密室策划就绪：套已下好，网已张开，只等学生往设计好的圈套里钻。果然不出共青团成都市委所料：鸣放初期冷冷清清。前车之鉴，后车之覆：刚过去一年，才动员帮共产党整风，突然《事情正在起变化》，一夕之间便造就几十万右派的教训犹在，谁敢轻举妄动！

这时“吸取医士学校经验”便派上用场：一方面，反复强调鸣放质量高低是关系对党是否信任判定标准；一方面，对依靠骨干交代任务，让其带头往党的大政方针上 放，以便其他同学消除顾虑跟进。可怜“高中生水平低，又缺少知识”，既怕扣上不信任党的帽子，更怕影响考大学政治条件，在骨干生带动下，果然消除了顾虑。 预期的鸣放高潮产生了，据秘密文件《情况简报21期》，仅6，7天，贴出大字报有36182张，意见有31663条，还有37个学生发表了讲演。与此同时 政治排队也在紧张的重新洗牌：一、二类学生猛减，三、四类学生猛增。仅二学部三、四类学生便由鸣放前的16.5%猛增到38.1%。其斩获之大，出乎预 料，令组织者欣喜若狂。1月16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英亲自出马做总结报告。郑收起先前动员报告时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和颜悦色的笑脸，杀气腾腾高叫：抓 小张伯钧、小罗隆基。

果然，新学期开学便双管齐下。一面大开杀戒：各校、各班立即整团，大批三、四类学生被开除团籍；一面搞人人自危，所有学生都要写交心报告。交得不深刻，休 想过社会主义关！笔者当年为了过“社会主义关”，记不清往自己头上泼了多少大粪。幸好解密档案为我们保留了成都四中交心材料，观此可见一斑：

四班远某（17岁）：我的人生观是极端反动的人生观，我想通过解“飞马大定理”来达到个人目的，计划从西藏或香港逃出去。

七班杨某（17岁）：在幼小年龄，我便追求不正当男女关系，看了《红楼梦》很羡幕贾宝玉。

四班索某（女，17岁）：我的家庭经济困难，加上入团问题没有解决，我非常绝望，万念具灰。

三班李某（女，17岁）：我极力追求林黛玉一举一动，学习她悲伤感情。

八班毛某（17岁）：黄色思想在我脑里蔓延，我对新社会没有妓院很感不满。

诸如此类，不外乎把正当的理想、愿望作为白专道路批判；把青春期萌动视为资产阶级人生观；更多是杜撰一些没须有的事，以求交心深刻。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材料要放进个人档案，影响一生。

按官方对四中的3、4班的问题统计，有各类资、反思想的高达85.2%。余下没问题的14.8%的幸运者，正是官方指派并交代任务的依靠骨干。他门多属干部子女，为了完成引蛇出洞的“光荣”任务，立下汗马功劳。

王建军：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我的“欲哭无泪”在网上发布以来得到了许多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关心和鼓励,使我深受感动,也使我深感羞愧。于是我想起了“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这句话是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生,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开除出党之后;在被本党领袖和一批本党同志凌辱之后;在被捆绑着送上运输机押赴河南之后,在自知在世不多之时,说的话。不知这是不是临终遗言。

这位“毛泽东思想”的首倡者;“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前台指挥者;这位教导大家要作“党的驯服工具”者;这位大整农村基层干部“前四清”运动“桃园 经验”的幕后炮制者。这位在此之前说过不少错话、大话、谎话的人终于在临终前说了一句真话。于是他得到了包括我在内的部份人的部份谅解和同情。

人啊!为什么非要在面临绝境时,才说真话呢?

为什么临死之时才想起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人民呢?

我想起了我自己:从1940年离开母腹来到这个人世,已经度过了六十六个寒署。六十六年我都做了些什么。

我想起了：

1958年夏,当我的同班同学刘怀鑫向我宣布因“思想反动”而“政治不及格”时；

1958年冬当我被变相流放而“分配”至柴达木荒原修建青藏铁路时；

1960年冬当我乘座铁皮闷罐列车历经三天三夜从青海到辽宁挖媒时；

1962年冬当我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下在大兴安岭伐木时；

1964年冬当我因组织所谓“反动文学社” “为彭德怀鸣冤叫曲”而被成都市公安局立案欲批捕时；

1966年夏当我以“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之身,被揪上台接受批斗时；

1968年夏当宣布我“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革命群众手里,到工班劳动改造”时；

1989年夏当我以为“动乱”捐款而被要求检查交待时……

我想起了：

1958年当我违心、怯懦的写检查痛骂自己时;当我挟嫌揭发我的同学想为自己减轻罪过时；

1960年当我为了自己取暖而偷窃别人帐篷的牛粪时(草原上冬天取暖之唯一燃料)；

1962年也是为了取暖每天在大兴安岭砍伐的数的十棵参天大树时；

1966-1968年我为摆脱自己的困境,起而“造反”并在“造反”中同样向不同意见的人“打棍子”，“戴帽子”时；

从1958-1978年,20年间我违心、怯懦的写过数不清的“检查”、“交代”、“揭发”;20年间我在被伤害的同时,也同样在伤害人。

我羞!我愧!我悔!我恨。

我已经被整得不如一条狗了,为什么还要像狗一样的去咬人呢?!难道我就没有喝过狼奶吗?回答是否定的。

国人说：“往事并不如烟”。西谚云：“忘记过去、历史就将重演”。于是我写了“欲哭无泪”，我想和我的同辈人一起找回被丢失的记忆,反省自己的过。

我含泪写下上面语无伦次的话，我的心在流血……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