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张浩：难忘“社教”（两篇）

反右刚过，又一场整人运动在当权者精心策划下，于五八年初开始了。这次对象是17岁左右的在校高三学生，其手段及过程与反右运动如出一辙，目的是抓出一小 撮“反革命”，恐吓部份人，划出学生中的左、中、右，美其名曰：“社会主义教育学习”。将成都市的所有中学，分成几个学区，集中在四中、九中等学校。不准 请假，不准外出，关门大鸣大放，历时近一月。 社教初期，我所在九中学区，大字报仅限於对教学、对老师评论，或对伙食不满等内容，无人问津方针、政策等国家大事。为了打破平静，“引蛇出洞”，校方开始 有针对性的找学生谈话。当时与我素不往来的校团委书记，居然找上不是团员的我，交换“看法”，书记耐心“启发”，“要打消顾虑，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什么 都可以讲，要向党交心。”在这位党徒别有用心的诱惑下，我写了一些大字报，放了一些想法，以表听党的话。其中一篇大字报有如下几句：（大意）每个学校的校 长，一个工厂的厂长，一个企业的经理等单位的领导者，若不懂机关的业务，则势必不可能将本单位的工作搞好，但并不排斥党在思想领域的领导。这是我当时很朴 实、很单纯的想法，是困惑于头脑中的一个问题，丝毫没有反对党的领导的念头。其结果却成为了我在社教后期受批判的钢鞭材料。全学区经过一段时期的大鸣大 放，大小会交替召开，校园异常热闹，各类人物充分表演，其各自的思想倾向己显端倪。当权者对左、中、右已心中有数，该收网捉鱼了。九中贺心涵同学受全学区 大会批判，后贺被开除团籍，政治两分，不准参加高考。我成全班唯一的批判对象，在几次批判会上，左派们轮番上阵，横眉瞪眼，指责我秉承“外行论”的右派言 论，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令其老实交待灵魂深处的反党思想，深挖反动根源，经批判帮助，迫于压力违心承认，一时糊涂犯了错误，平时疏于学习，放松改造， 方勉强过关。毕业时政治三分，可参加高考。

58年社教经历及其结局，令我终生难忘，它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幼小的心灵受到一次无情的打击，理想、抱负、追求倾刻烟消云散，前途渺茫，深怕越轨再遭挨整批斗。

高考后在无望及焦急的等待下，僥幸被川内某大学录取，因58之过，入学之后循规蹈矩，检点言行，积极投入诸如大炼钢铁等各项活动。平安无事过了两年，60 年灾荒时期，我与一位资本家出身的同学关系较好，在挨餓折磨下，这位老兄发表了一些“稀饭照人影”之类的牢骚话，被人告密。在批判此兄的会上，我也被牵连 进去，但暗自庆幸不是主角，殊不知仅过一夜，第二天上午第一学生食堂正面整个墙上，贴满大字报，除批判这位老兄对大跃进、三靣红旗不满外，还将我列为他的 同伙，且有幕后之嫌疑，再次被拖入是非的漩渦之中。

事后再三思索，对现实从未流露任何不满情绪，怎么又成为罪人呢？答案只有一个，58年社教的后遗症，反党黑材料已记录在档，当然难逃厄运。

63年大学毕业发配鄂西山区，从事教育，在阶级斗争年代，带着压抑的心情，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大慨在79年末，成都九中党组织给我单位寄来公函，此后， 校领导告诉了我来函的大致内容，可以把认为有问题的材料烧毁。我当即表示，58年确有其事，本人言行根本没错，那些材料不用看，也不用烧。继后心情较畅， 工作还顺，于87年落叶归根调回故乡。至今忆往事，感慨万千！

陈己达自述

1940年10月，我出生于自贡。我的小学分别在自贡、乐山、内江等地，换读过好几个学校。

1952年春，才入读成都初四中，从此读书不再转来转去。1955年1月，初中毕业，因该年招生改为秋季招生，适逢所谓农村社会主义高潮，遂被安排去到 “农业会计训练班”。在接受了为期约二月的会计培训后，分配到龙潭寺乡永安农业社任会计。吃住都在乡政府，每天吃过晚饭后，夕阳西下时，便跟随乡政府干部 去到农业社所在村，由乡干部招集主持，和社员一起开会。直到深夜后，才又和乡干部走夜路回到乡政府，稍作洗擦即躺下睡，直到次晨，日上三竿才陆续起床，然 后吃早饭。饭后，若无临时紧急任务，时间自由支配。不久，又吃午饭，饭后，或睡或玩，自由安棑。一天养精蓄锐后，傍晚又下乡去，招集农民开会，又是直到深 夜。天天如此，可以想象，白天要耕作的农民，是多么不堪辛苦疲惫！

几月之后，升学考试临近，我不愿继续这样工作，提出辞职，准备报考学校。但其时的成都市郊区政府，拒不准许，我则耍赖皮，随时紧跟负责某干部身后，连他上 厕所，我也寸步不离。这样下定决心求告争取，直到距离考试只有一周了，他才放我走，出具手续，让我去报名。结果，还算幸运，我考上了树德中学（九中）。

自小就颇淘气，初中即享有不安分守己臭名。进入高中，开始还比较注意约束捡点，不久就秉性难改，故态复萌，在老师和团干部眼里，自然成了思想落后的学生。 不过，学习还说得过去，算不上拔尖优秀，除了懒背单词俄语4分外，其他都是5分。班主任老师鼓励我，希望我全是5分，但我没出息，没能办到。

1957年春，有读书报癖的我，心血来潮，竟订阅了一份上海《文汇报》。全校个人订户，只我一个。不少同学争相借阅，尤其贺心涵，因为是同桌，更是以先读 为快。几月之后，该报即被最高当局点名严厉批判，加之在此期间，班团干部有情况汇报反映，表现落后的我，自然就更是可疑对象。但我毕竟年幼，不知审时度 势，以避免或减少给人的不良印象，却稀里糊涂，不仅仍然一如既往，后来，在当年十月革命之际，甚至还和贺心涵一起，为了虚张声势，假称向全校征稿之名，实 际多是自己动笔，出了一期大型壁报，其报头因太阳未用红色是墨画出，曾引起校团委书记特别注意，对报头的含义动机很猜疑。尽管如此，毕竟年幼，太不谙世 事，不知道有罗织罪名的捕风捉影，还暗笑他太没欣赏水平。不过，当年还是此类运动的预演，此书记虽于此道颇有悟性，幸好他们这类人，当时还没有炼出后来自 诩的火眼金睛。不然，贺心涵和我，早就落入了火坑。

接下来的集中“学部”进行“社教”，虽然我是动员“鸣放”的重点，但因有父兄集中前的反复提醒、叮嘱、要求、告诫，再加上邓典智、谢长江两位相好同学的严加管束、及时阻止，我一反既往，居然做到了出言审慎。为了完成规定大字报数，除绞尽脑汁搜罗社会各种陋俗鄙事，予以尽量冗长的揭露嘲讽，以之增多张数外， 还将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予以暴露，也尽量写得拉拉杂杂以增字数——我们三人集思广益，想出各种可以应付敷衍的办法，终于得以未入瓮中。“社教”转入后期批判， 看到贺心涵被愤责怒斥的情景场面，对自己的幸免，十分感谢他们两位。不过，不知何故，成绩一贯好的邓典智同学，还是未考上大学，后来为了生计，也去了新疆，开始在水泥厂，后来与之失去联系，至今不知下落，曾听人说，好像已因艰辛危困而故世，不禁令人唏嘘！

当时，虽然躲过了大难，但将会如何对待我，我当然也有所推测和判断，结论是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经过利害权衡，与读水电校的一初中相好同学商议，觉得应该 乘处理尚未作出之际，休学离开，躲过可能的灾难。其时，正好他班有一相好同学，是肺结核浸润期患者，遂由他冒我之名医院透视，然后以此休学。这样，在学校尚未对学生作出处理前，我就提前离开了学校。

此后，先后去过黒龙江北大荒、新疆。1959年9月，回到四川已过了高考期，因系职工子弟，遂入成都刃具厂。先在行政科做出纳，不久，人事科干部来报账后，很快便将我调出，不作出纳，去到厂自行车棚，当修理自行车的工人。1962年初，又将我精减回家，去街道办事处登记，希望安排工作，也不予接受，我只 能靠东挣一点西干一会的零工为生。1963年春，被招工到东北长白山修森林铁路。1975年调成都铁路局西昌分局。1984年，因夫妻关系，调东方电机厂。命运不算特别坎坷，也许与当年先行离去有些关系。档案内究竟有何材料？写了些什么内容？我究竟被定为了几类？等等，至今都毫无所知。几十年中，无论到 哪个单位，从领导、尤其是从人事部门干部的眼色神情上，总能感觉到有歧视和鄙夷的表露。几十年就这样在被人看作异类中过去了。如今已退休，余年有碗饭吃， 与那些当年因言受害，甚至无端受害的同学相比，也许，我算幸运了。不过，还是觉得，如果当年未成年时，他们不被蓄意整治，那些同学的命运和生活，何至如此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