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十二) 贺心妍：怀念我的哥哥贺心涵（三篇）

贺心妍：怀念我的哥哥贺心涵

我们家是书香世家。爷爷是章太炎的弟子，早年曾留学日本，父母亲均是卅年代的大学生。我有兄弟姊妹五人，贺心涵（后随笔名改为贺星寒）排行老三，是我哥 哥。全家与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婆曾任小学校长，后从实验小学退休。这是一个较为自由的家庭，大人们对我们的教育都不严厉，是现在最提倡的启发式。家里有很 多中外书籍，还有一箱箱的儿童读物，夏天都要搬出来晾晒。所以我们从小就喜欢看书，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家里有很大的院子，以前叫公馆，我们在这里无忧无虑 地渡过了童年。

心涵哥哥小时候很活泼调皮，以致于为比跳门槛，把门牙都跌断了两颗，后长成齙牙。但他又很聪明，小时候玩搭积木，在沙坑里垒沙，他都能玩出很多不同的造 型，令我羡幕不已。记得他在六、七岁时，有一次客人来我家照相，相机的三角架鏍丝松动，他首先发现，还能参与一起紧好鏍丝，得到外婆的夸奖。他的初中是在 外县（泸州清水溪）读的，因那时父亲母亲均在建筑部门工作，到处流动，怕外婆照顾五个小孩不行，就把两个男孩带在身边。五五年他们被带回家时，正值哥哥考 高中，开始还担心外地的教材与教学质量与成都有差距，怕考不上，尤其是树德中学（后改为九中）又是重点中学。谁知发榜那天，哥哥的名字居然排第一。至今我 仍清楚的记得，他高兴得举起双臂，像飞机一样在院子里一圈又一圈奔跑的情景。

上高中后他的成绩非常好，每期的成绩报告单上，各门功课都是五分。是我们姊妹中两个全五分的人（当时我姐姐也是全五分）。但是，他们俩个全五分得来完全不 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哥哥背书、背外语，他只是做完作业即可。然后大量地看小说，尤其是在考试时期，他更是一摞摞地从学校图书馆借回小说。小考小看，大 考大看。他说：“考试时图书馆的书最好借”。开始我还能沾点光，看看世界名著。后来他开始看一些文艺理论、哲学方面的书，我就一点也看不懂了。他在学校的 表现也是好的，因为他不满15岁就入团了，在当时还是少有的。高二时，他在九中就有了点“名气”，有时我走在上学的路上，路过九中，会有些九中的同学指着 我说：“那就是贺心涵的妹妹。”一次，一位学姐在路上给我说：“你哥哥多聪明啊，成绩好，多次文学比賽都得第一名。”记得我还问了一句：“那数学比賽 喃？”她说：“数学比赛也是前二名啊！”她的眼中明显地流露出羡慕，颇似当今的追星妹。

对於哥哥的未来，家里人都认为上完中学上大学再从事一项职业，对他说来是顺理成章再轻而易举不过的了。

谁知五八年初的那两个星期，改变了他的一生。就此让一个不满十七岁的少年，从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走上了遍布荆棘的人生路。

那年寒假高三学生集中学习，说是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本来学习期间是不能请假回家的，但外婆回忆说：哥哥一天急急忙忙地回家，找什么东西。问他在学校干 什么，他说给党提意见。外婆吓了一大跳，说：哪个敢给党提意见啊！不能提，以后要遭。当时家里已从报上知道省里揪出的大右派中，有我们的叔叔和姑妈。他们 都是解放前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在省级机关任职，其中姑妈还曾任李井泉的秘书。但哥哥兴冲冲地边跑边说：“老师说了不反右，没关系。”

后来，家里才从哥哥口中了解到这次学习的过程。开始这些涉世未深的少年，都写不出什么有内容的东西，经过学部领导及政治指导老师的再三鼓动诱导，他们班的 同学好像最先“醒悟”。谈了些比较合老师心意的话题，领导正好抓住这一突破口，尤其对哥哥鼓动说：“贺心涵，你的文章写得好，写一篇上台去讲演。”哥哥便 写了一篇名为“论宇宙天体间没有绝对的民主自由”的文章。除了一些理论外，还有些涉及中苏关系的不平等，什么苏联合作开采石油，大部都由苏联享用，抗美援 朝苏联坐享其成等等。他的发言被领导当成“宝贝”，他们班也成了“典型”，领导对他特别重视，他被派往其它班去介绍他们的鸣放经验。

可是好景不长，结局也正像大人们担心的那样，当时运动的积极份子，成了后期被批判的对象。一切后悔都晚了，本来是听你们的话，为什么却成了“坏人”？小孩做错了母亲会原谅，可是谁原谅这些少年呢？何况他们又错在哪里呢？

组织上还特别找哥哥谈话，问他与我们叔叔姑妈有计么什么联系。这样事态就更严重了。其实，虽然我们在几位叔姑的影响下，解放前就会唱“义勇军进行曲”、 “山那边哟好地方”，但解放后，隨着他们地位的升高，很少有什么走动，联系最多也就是过年时在奶奶家团聚一次。加上我父亲虽是他们的大哥，但仍怕有趋炎附 势之嫌，之间交流也少。他们辉惶时我们没沾上光，可倒霉时却被连在了一起。

隨着惩罚的到来，哥哥开始对辅导员领导的承诺不抱任何幻想了。他的情绪从一个成功者跌入了一个失败者的境地，在家里话也开始少了。开始是开除了他的团籍， 被打入另册。这时他更出名了，有低年级的同学指认：“那就是被开除团籍的xxx。”这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回到家后我们也很少看到他的笑容了。到 了五八年毕业时，更大的打击降临，虽然他的各门功课仍然全是5分，但政治橾行却是2分。处罚是不予毕业、不发毕业征、不准考大学。（当时说他被划为四类， 二十年后他找到人事部从档案里拿出的材料却是“右倾”。）

不能读书，谁来吸收他做一份工作，让他生存下去呢？哪怕是最重的体力活，可是在那个年代，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哪怕是挖河沙、拉板车这样的活，都没有那个 敢收留他。但他还必须“劳动改造”，他只有每天在街道居民小组婆婆大娘的监督指派下，去挖阴淘沟、收拾破砖烂瓦。作为一个有志青年，肉体上的折磨还能忍 受，偏偏这些婆婆大娘又十分“积极”，总是左一个右一个右派份子的责骂，这让血气方刚的哥哥备感受辱。这样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那么难熬，回到家里看见他沉黙 的目光，家里人都揪心的难过。

后来有一天，哥哥回家讲：新疆建设兵团在偷偷地招人，没有户口关系都可以。在那个户籍档案必须隨身带的年代，像他这种身份不啻是一条生存之路。但新疆是历 代犯人流放之地，那么偏遠荒凉，家里大人担心，不知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怎样生活。但哥哥却鉄了心，他说：不管加如何苦，总比在这些无知的婆婆大娘指使下 屈辱地生活好。

他离开成都后不久，就有报平安的家书寄回，说是在建设兵团农六师当了文化教员。同时还寄回一张照片，背靣写着：“劝君勿飲相思酒，西出阳关故人多”。正当 家人悬着的心要放下来时，却突然失去了联系。不久，外间有人传，有人在新疆看见了哥哥，剃了个光头，穿一身西装，好像到苏联去了。这又是一个吓人的消息， 在那个年代，家人从来不在外人面前提他一个字。

大约在62年才又有了他的消息，说是要回成都。后来才了解到他在新疆的经历，当时卄一、二岁的他，变得老成了，脸只上也有了沧桑的烙印。可喜的是，这时他 已有几首诗先后在《新疆文学》、《星星》、《北斗》等期刊上发表。特别是有一首“车窗賦”，被当时颇有影响的《诗刊》选中发表。作家徐迟还亲笔来信，在当 时的一些文学青年中，引起了小小的振动。

短暂的团聚后，在成都仍无法找到工作。六三年，铁三局来蓉招工，他去了大兴安岺林区，当了一名修铁路的普工。开始了他又一段艰辛的人生之旅……

五八年春的那十四天，他以后很少提起，但已影响了他的一生。它剝夺了哥哥的青春，让他身心均受摧残。新疆坚硬粗糙的“饟”，西北含有某种物貭的水，都在侵蚀着他这个南方人的身体，特别是卄年的心情压抑和遭受的屈辱以及对现实的忧虑使他的心理承受了太大的负荷。

就在哥哥既不能读书，又不能找工作，生活无出路时，又传来为部份右派摘帽的举措。我们的姑妈等平反后，又恢复了官位。可哥哥却在清理了档案后，没有什么可 以恢复了。看来，当初对那些年少幼稚的四类学生的惩罚，比真正戴帽的右派还要严励。执政当局早已忘了这一批，在当时尚未成年的孩子们。他们被丢弃在这充满 浓烈的“阶级斗争”的社会之中，任由其自生自灭。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当时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多么的强啊！

如今哥哥已去世十二年，回想起他的一生，真是坎坷。即便是在他文学事业已有些成就的年代，他的生活也相当清贫。但他直到去世，仍在忧国忧民。一位堂第媳曾 说：“心涵哥的文笔好，为什么不写像刘罗锅那样的剧本？又赚钱又出名，还可针贬一些现象。”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我想一个人写文章，一定是他内心有感而发。 凭哥哥的直率、执着、真诚，他决不会写违心的文字。他就是他，而少年时的那一次讲演，是否造就他一生对民主自由的情结，我们不得而知。

如果哥哥能活到今天，看到社会上已在提倡“诚”“信”他会怎样想？

曾伯炎：怀念成都作家贺星寒

成都，文化精英迭起，引人嘱目，思想活力难竭，奋受钦羡，每感此思想激情绵延，精神资源勿衰，我总要联想到已逝作家贺星寒，他在此城市异军突起的文化活 动，曾激越过他的同辈与下一代，记得读到李慎之赞叹成都学者王怡的生猛创见时，禁不住问到作者年龄，一听尚未满30岁时，忍不住击节而赞。而这之前不几 年，北京戴晴读到贺星寒思想深远文采灿然的《三峡的沉沦》时，激动地打长途电话来成都；贺星寒拿起话筒，也听戴晴问到他年龄，认为如此高瞻远瞩著文的人， 一定是前辈，一听说正壮年，也惊讶不已。每次读到冉云飞博客上犀利却有度、泼辣且温雅的编什，我就要联想到他还穿着羊皮卡克留着长披发充雅皮士时，带着东 北才女去叩贺星寒家门的小冉，他是去取星寒思想文化接力棒哩！

这些历史影象，被昨夜北京的司马函来电话，念念不忘八九以后贺星寒以读书周谈会在西城区图书馆，迂回地渗入血的话题又浮出脑海的。记得那延续一年的撞击思 想火花的读书会，有年老的流沙河与年轻的星寒、书崇、德天等在此倾泻与追思，吸引过昆明作家李霁宇广州编辑海帆来访学，当然也引来国安厅外勤人员光临，可 是，主持者贺星寒有理有节地运筹与驾驭话题与藏慝话锋，使人感受到这是对八九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悼念与反思，却抓不住任何把柄，书生们以书卷气掩藏着对六四 暴力的声讨。星寒不是成都的薪火传递者吗？

在××门出现“头颅掷出血斑斑”的悲壮后，清查所谓动乱份子清出万马齐喑的“万家墨面没蒿莱”的局面下，贺星寒在成都以独特的读书周谈形式，写出过“敢有 歌声动地哀”的壮歌。而他这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挺着不弯脊梁的岿然自傲，并非今日那些愤青的扩张自我，追名逐宠，而是志士兼学人的人文 精神昂扬。且是坎坷人生历炼的颖悟，用读人生这本大书与积蓄的文化精萃进行着新的文化人格合铸。

星寒是1958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受害者，那时，本来，他是成都九中的高中学生，没条件划入右派，但遇上堪称酷吏列传上那种酷吏李井泉，能忍心把稚嫩到尚未 出窝的中学生小鸟，也瞄准开火，上方不允在中学生中打右派，他就不用右派帽子去打，改称四类学生（相当于右派），三类学生（相相于中右），一、二类学生， 就相等于左派与中间派了。也发动学生们鸣放，贺星寒见同学尽说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忍不住跳上讲台去呐喊自由与民主，矛头直指某人一夺鼎后就践踏自由民主的 种种霸道，他乳气未脱就被刨进右派堆里，划为四类学生，不许升大学，也不给工作，19岁的贺星寒就被逼亡命走新疆，以后又流落长白山修路，他以青春殉了民 主，可能轻易放弃对自由的信念吗？就是在许多年后那读书会上，他仍娓娓而谈自己对消极自由向积极自由的过度与转变哩！

丧失升学机会，却没丧失上进的志气与自学的勇气，文革结束后，文坛恢复，活跃文坛的右派作家与知青作家中，贺星寒洽有右派与知青两栖式的经历，他被《诗 刊》器重为青春诗会的年青诗人，这家刊物从1980年代按月向他赠刊，赠到1995年他已在化疗癌症犹未中止，但贺星寒并不像有的同侪，特看重与迷恋官方 文坛，他把文学活动始终扎在草根的民间。官方作家协会接收他为会员，还选他为理事了，却依然欢喜与民间性的野草文学社的文朋诗友为伍。以后，他再首创民间 文学社团，即川西小说促进会，与官方作家协会对立，后来被收编在省作家协会下，改名四川小说促进会了，仍不参与附合作家们唱的主旋律，坚持独立自主凭自己 感受与审美习惯去创作。在四川文坛，老贺有两件不寻常的举措，曾掀起过不小的地震：

其一是1993年1月省作协会员作家春节团拜会上，贺星寒跳上台去指斥某协书记宋××玩无耻小人两面派，使坐在台上的宋××绯红着脸低着头，某协专职秘书 长吉xxx赶忙去阻止，抡贺手上的话筒。其二是行政诉讼法才颁布，他曾以作协名下二级学会可申办内部报刊为由，申办一张《说报》受到省新闻出版局阻拦，便 以行政不作为，一纸状告局长陈xx，递到青羊区法院，成熟老练地懂得依法维权，又引起成都不小震撼。虽然，这些事件被权力者抹平了，但是，在八九以后，成 都最早在禁锢得铁板一块时，敢拿起武器来划出第一条裂口的贺星寒，不是倡导维权的先驱吗？

今天，贺星寒英年早逝己10年了。当我们发现成都有的文人还有一些清气与锐气，不能不想到老贺在窒息年月的突破；当我们看到任言路如何封锁，思路如何闭 塞，在成都仍有年轻的王怡写出《中国七大违章建筑》揭露于宪法无据的上层建筑设置，有震聋发聩之力。还连想到十多年前，老贺在《随笔》上写的“人在单位 中”揭露了人在单位中被奴役与奴化丧失独立人格与天然人性的悲惨，且在另篇《方脑壳外传》中，塑造出一个傻雄，他说：“傻雄方脑壳，既为枭雄当把子，造障 碍，又给英雄作铺垫，添麻烦。”像鲁迅塑造阿Q那么去塑造新的文学形象，不能不看到正是贺星寒这种文人不弯不断的脊梁存在过成都，才给后来者补了精神的钙 质吧？而我们这与星寒近乎同代的人，如流沙诃也邀－群契友，不久前还驱车大朗墓园凭吊，一想到他遗稿长篇小说《狂欢》写一街道痞子窜上官场掠取官位后，玩 弄与苛虐文化知识分子的好故事，还压在箱底，不禁挽惜，而他那部纪录八九并抒发愤怒的10万字大随笔，听说已在海外寻到出版者，不禁庆幸。当我们看到新人 辈出，专制的铁桶不断加密加厚，思想文化的火花仍在这西部城市闪灿时，能忘却前驱者贺星寒生命的光焰吗？而今天文人以苟且为智，犬儒为荣，更觉星寒这种 “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那种勇气，多么可贵呵。

陈已达：忆心涵（星寒）

高中三年，我和贺心涵（星寒）同座。他自小便是顽童，我也从来就不安分。也许，我们的遇合，既是有缘，也是物以类聚。入学不久，彼此发现，除了都爱胡乱翻书，少不识愁的我俩，还偶尔有形诸笔墨的强说愁，继而又有了交换互阅——如此情形，或许就是臭味相投了。

考入九中，他是“状元”，理所当然备受老师青睐，同学关注。对他来说，这无疑既是动力也是压力，为了面子，他必须保持成绩优秀，而他也做到了，没让人能在背后说三道四。

大概是自知有这点“资本”吧，开学不久，他就交了入团申请书，同时也不再淘气，注意自我约束，安守本分。二月之后，他就丑小鸭变成了天鹅，成为了共青团 员，而且，还不忘发挥团员作用，当我有表现不好时，他甚至还曾煞有介事批评。和我相比，他应该算得上是好学生，不像我，班主任李克淮老师好意找我谈话，目 的是想挽救帮助我，我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竟回答一句又冷又硬的“我和你没谈的！”转身扭头而去！但他当时毕竟只有十六、七岁，童稚未尽，世事不 谙，人皆有而又不尽相同的真情至性，他有时还是不免有所呈露。

1957年春，我私人订了一份《文汇报》；而贺心涵每天对它都怀有先读为快的急迫心情不说；而且还不时发表一些评议。对此情况，当时班团支部书记曾某向上 作了反映。此后，他和我又曾拟办名为《牢骚》的壁报未成。到了当年“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日子，他和我借向全校征稿，实际却是以我俩的稿件为主，办了一期 诗歌壁报。版面有一张黑板大小，用稿纸抄写张贴。刊头是别出心裁，不用任何色彩，全是蘸墨用毛笔画出：下部为波形曲线组成的广阔大海，上面则是随手画的一 个圆圈，光芒四射，以示代表太阳。在太阳和大海之间，则是几只迎风掠浪飞翔的海燕。对此刊头，我们都颇为赞赏；但张贴出来后，却引来了校团委书记异常生疑 的目光。他驻足长久观看，后竟问这刊头想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全用墨不用一点色彩，甚至连太阳也要用墨不用红色？不过，这尽管有种种挑剔，但还算是经审 查通过，有惊无险，总算平安无事。不料，两月之后，贺心涵却再没如此幸运了，一下跌入深渊。

1958年1月，根据四川省委的安排，在应届高中毕业生和中专生中，开展了一次为期半月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反右”刚刚过去，虽未亲见，但也有闻，虽然年幼，哪会没有提防之心；何况长辈还一再告诫不要乱说。因此，同学们都噤若寒蝉，不敢“鸣放”。开初，尽管 “学部”规定了每人每天必须写出大字报的张数，但同学们也有对策，所写出的内容，都是揭露或指斥社会上的鄙俗现象，根本不涉及任何方针政策。比如有些大字 报，完全就是为了取乐。一次，贺心涵去学校理发室理发，为多挣钱，理发员对他称，课间也能理完，结果是上课铃响时，才只理了多半，他只好以阴阳头进教室， 引起哄堂大笑。现在，为了完成大字报任务，我们便联名拿此事写大字报开心，而且，别出心裁，不用文字，而是书写“时新发型”为题，画了一张头部三维透视 图，正视、俯视、侧视三图的说明，分别是：一把伞，一片瓦和一把刀。大家嘻嘻哈哈拿去贴到了理发室门上。因为这也是“鸣放”的大字报，理发员既不敢怒也不 敢言，我们则又说又笑，好不热闹。又如，我班同学集体创作的大字报，更使看者无不捧腹大笑：画一江湖医生摆地摊卖药，并配打油诗曰：“江湖医生卖种药—— 假药，此药名曰刮胡药——五角。擦上胡肉一齐脱——肿咯！此外还有种种药——难说。”凡此种种，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以鸡毛蒜皮的事来充数。当时出现 如此情况，不管学部的人是否有所预料，感到无可奈何，却是一定的。因而，为了扭转局面，迫不得已，只好立即揭去面纱，重用“阳谋”故伎，以期达到预定目 的。大概他们始终坚信，反正都还是些孩子，只需略施小技，这“蛇”不会引不出“洞”。

为此，“学部”很快加强了宣传、启发、鼓动、诱导的力度，反复强调“鸣放”必须在划定的内容范围、指定方向内，并且只能是缺点、错误、问题，其理由说得头 头是道：即党的成绩不说不会消失；问题错误不说，则会有损国家云云。并信誓旦旦作出是“正面教育决不反右”保证。当时的同学们都很年幼，谁不希望进步？能 不按照“党”的要求，表现自己有追求进步的决心吗？而且，说不定，这回按照“学部”领导的要求去做了，还可能实现入团的愿望哩！更何况，已经有同学大胆地 讲了（据近年的解密材料，这是预先安排的“带头”角色，目的是引君入瓮），不仅没有受到一点批评，反而给予了非常热情的充分的肯定和表扬。在这种示范带头 下，同学们不再瞻前顾后，开始大胆地“鸣放”了。

在这种气氛里，贺心涵开口了，他说：“我什么都要放，即使我的言论与右派言论一致，也不要紧，因为目的不一样。”这立即受到官方的鼓励和赞扬，使他热情高涨，遂又报名登台演讲，终于为此葬送了自己的美好前程。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贺心涵正处于年轻气强盛的年龄，免不了有爱出风头。我记得他演讲的题目是《论宇宙天体之间没有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子虚乌有，大而无 当。明显是种卖弄。如其开篇称人类都生活在时空两线交点上，故而决定了不自由云云。即是如此，他所举的论据，也尽是拾人牙慧的生拼硬凑。如果硬说有什么过 错的话，那仅是玩弄了当局深为忌讳的“民主、自由”这些剌眼的词汇而已。

现在看来，如是要究其谁真正有罪的话，那绝对不是贺心涵（包括其他同学）；而是“学部”领导及其上司了。是他们在台前、幕后一手策划、控制、布置、唆使、 怂恿、诱骗，甚至迫使未成年的孩子们按他们的要求讲的！稍后学部的变脸，改口所反诬他们别有用心；只证明了这些“领导”的卑鄙下作。58社教，可真谓是人 类社会的空前绝后，世代无双的丑恶表演；这不但坑害了一代青年，更危害民族利益，这才是真正的千古罪人！

经此一劫，贺心涵从此命途多舛，备受磨难！划为“四类”，开除学籍、团籍，不许参加“高考”，成了社会最底层的贱民。在家接受居委会监督劳动，无偿掏阴沟、扫街道。为了谋生，哪怕他到资阳五凤溪挑淘河沙，也为有关方面所不容。万般无奈之下，只有逃奔新疆卖力活命。

1959年夏，在乌鲁木齐西公园，我们不期而遇。那天，他因不堪歧视，刚从天山深处的“兵团”农场逃出。为躲避追捉，从头到脚是一身维吾尔穿戴打扮。仓促 交谈中，问及他的近况时，他的回答是引用希克梅特的诗句：“还是那颗头颅那颗心。”并和我约定，次日再聚同去南疆。但他却未如约会面。过了三年，当我们又 一度相遇时知——那天分手后，他即察觉身后有“尾巴”，情急之下，他爬上一辆爬坡行驶中的货车，躲藏于棚布下，逃出了乌鲁木齐，去到了南疆阿克苏。在那 里，他学会了汽车驾驶，成了跑遍天山南北的司机。但是不久，便被查出身为“四类”，贬为农工。

他被遣返回四川的原因，还是那个“四类”问题。这时，他已在《新疆文学》发表了组诗《铁门关》（因其时不知他是“四类”），并带回了次年发表于《诗刊》的 成名作《车窗赋》（托请与其外婆家相邻的芳香油厂开证明投的稿）。同时，他还学会了维语，能阅读维文书藉。看来，多年的异乡飘泊，面对厄运，他以抗争和奋 进作为回答，无愧地交了一份人生试卷。

1963年后，为了谋生，我们一同去了东北，在长白山、嫩江畔的风雪严寒中修铁路。浩劫一来，我有幸病了，因祸得“福”，回到成都住进了医院。他却首当其 冲，成了“牛鬼蛇神”，即将可能面临的，又将是无妄之灾！面对大字报的围攻，他却毫无畏惧，竟挥笔反击。由此罪加一等后，他在预感到将进“牛棚”时便逃回 成都。

此前此后的十多年，他很少写、也写不出“高大全”的东西。直至1978年后，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才在《诗刊》陆续发表《一句话》、《为民主争辩》、 《月夜寻青春》等，使他声誉鹊起，以一个筑路工的身份，出席了全国诗歌座谈会。我以为他将从此潜心致力于诗歌了，殊不知他却改弦易辙，写起小说来了。对 此，他的解答是：“写诗不过瘾，终隔一层。”

大概是因有这种执着于不再“隔靴搔痒”的浩然之气吧，举凡有关国计民生的事，别人不愿讲，不敢讲，他仍“情发于中，言无所择”，竟能勇敢地讲了出来。哪怕让有些人感到不快、厌烦、甚至发怒；但他却从不挂怀，一笑置之。

因一篇反对“三乱”的随笔：《为何文清请功》，终于触怒了一些既得利益者而被收拾暗算了。投稿困难，稿费锐减。仅靠微薄的工薪维持生活，家庭立时陷于困 境。不少朋友劝他换个笔名挣稿费以救穷，他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始终没有接受。也许是坚守“君子固穷”的古训吧，直到去世，连想买一张双人床的愿望也无 法料现。不过，他并未因此停笔，更没有停歇思索。后来发表于《读书》上颇为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随笔，就是此前此后那些日子里的产物。

另外，他虽然历经劫难，依然还幼稚天真。居然一度曾想办张《说报》；并曾以公民有“出版自由”而诉诸法律。这当然是白日做梦，终于他也省悟到此举的太过虚幻，才借《方脑壳外传?前言》来自我调侃：“孔老二困于陈蔡，饿了七天，肚皮贴紧背脊，依然高唱理想之歌。”

谁都知道，在现在的中国，职称的高低，可以决定收入的多少。他在其单位，无论成绩能力还是社会知名度，晋升正高职称应该无可争辩。但他却从不申请考评，放 弃晋升。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煞有介事要考的《政治经济学》。在他看来，那东西早已严重脱离当今社会的实际，早将它应弃之如敝屣了。

物换星移，终于云散天青，又可在报上陆续读到他犀利、风趣、幽默的随笔了。可是，天道不公，正当朋友和读者有理由期待他写出独具慧眼的作品之际，万恶的癌魔却夺走了他坚强的生命！

此刻，痛定思痛，追忆起他备受磨难而顽强拚搏的一生；回想起他在绝笔佳作《食道造反》中对死亡的蔑视；联想起他去世前一周，还要和刚给他热敷完浮肿手臂的 女青年掰手劲的事，尊敬之情油然而生。一个有人生价值追求、有广博文化修养、有过人胆识的硬汉形象，立时在眼前凸现……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到读过的一篇童话，法国作家左拉写的《猫的天堂》。这篇故事启人深思，令我感叹不已。在我看来，左拉借一只安哥拉猫的讲述，对庸人“贪图安逸”、“不能领略自由这种充满艰辛的乐趣”的讽喻，于成人比对儿童更有教益。

忆及斯人，痛彻心扉，还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