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劫》(七) 刘公超：苦囚自述（四篇）

一、刘公超：苦囚自述

我出身在衰败的商人之家，父亲在四九年后一直在成都皇城坝旧货区摆摊，主要是变卖家产，加上收些房租维持全家生活。生母在四九年后，当过保姆、卖过纸烟。 她在世时除了生活上的艰辛外，在精神上又饱受压抑和煎熬。加上父亲1960年戴着反社会主义帽子去世，此后一切压力全都压在她一人身上。年老的母亲经历了 红卫兵的抄家、批斗，居委会的监管，寒冬腊月令母亲扫街，深更半夜令母亲给夜归者开关大门，受尽凌辱。特别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三年人为灾荒时期，全中国 绝大多数人处于饥餓状态下，我伟大的母亲每次来探监时，总要想方设法给我这个囚徒带上点吃食，那怕是盐巴。可怜天下父母心！

母亲已去世多年，作为儿子我至今深怀愧疚，她走的太早了，她还未来得及看到儿子的平反。

四九年年仅十岁的我，失学后又就读于树德中学初中。虽然家贫，但由於是所谓剝削家庭出身，只能申请到免费午餐。而升入高中时就连这顿午餐也没有了，好在大 姐参加了工作，每月供给生活費，才使我完成了高中学业。人们常说童年时代都充满幻想、梦想，往往对未来抱着莫大希望，但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8年1月，学校宣布，省市有关部门决定，在高中毕业班学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统一部署，全市高三毕业班学生，分别到三个中学成立三个学 部，我所在的九中为第二学部。这批十六、七 岁的少年学子心潮澎湃，激荡难平，在领导小组再三动员、启发、诱导下，在多次声明“中学生中不反右，不划右派分子”的情况下，我也向党交心，写过几张大字 报，大致内容有：

一、粮食定量后，中学生在校分盒饭，有人写大字报叫黄金分割法，我仅在该大字报上签了个名；

二、斯大林搞个人迷伩和个人崇拜；

三、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

四、中苏石油公司与英埃石油公司有何区别？……

这些内容决定了我升学的命运。几年后我才醒悟，社教运动早有定论，我划入三类乃出身，活该！

升学自然无望。之后，发配重钢干教处学生队，美其名曰劳动鍜炼，实为监外执行：不分百天黑夜抬石头、砖头，炼鸡窝钢。真是苦不堪言！

十八、九岁的我便承担这超负荷的劳动，情绪低落，发奌牢骚在所难免。在分下炼铁厂后，结识同病相怜的冷君。我在全然不知晓的情况下，他背着我将我列入某组 织的成员。当我得知此事后，就主动向有关机关说明情况，其实我什么事情也未作过。但仍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管制三年，劳动教养，实为二劳改（对劳教人员的俗 称），达十六年之久！其间辗转成都、会东、会理。在这段经历中，使我领会最多最深刻的是：什么叫饥餓，什么叫挣扎，什么是法制，什么是民主。

1976年回家，1982年成婚。1986年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1986）法判：申字第50号判决书，撤消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60）渡刑字第004号判决书：“对刘公超不予追究。”

皇恩浩荡，我的十六年二劳改生涯，终於换得“不予追究”四个字。1983年得子，现父子岁比为68：24。

世间皈依入佛门者，深信因果，我本凡夫，但也不得不信，我的判决书就写着：“被告人刘公超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由于刘在家经常受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父亲的 教育和影响，因而沾染恶习很深。在学校一贯表现不好，拉拢落后，搞小集团。思想极为反动，对我党和政府仇视不满。在1957年整风鸣放中，猖狂向党进 攻。……”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父亲被划为四类在前，儿子紧隨其后，接着亲屬们的工作变动，就连在石室中学读书的小弟也不放过，其班长职务被撤，不能升大学 更是顺理成章了。

从上述的经历，带给我及我亲友的伤痛，何止是这几段文字所就能表述的。值得庆幸的是，我这个曾遭两次车祸的幸存者，还能有兴常与老同学游园、饮茶、叙旧。只为了追忆我们失去的青春，安抚我们受创伤的心灵。

我们曾被定为异类，打入另册的凡夫，而今也还老有所为。我自已小小公司的产品也能远销美国。

历史只能也应该让真善美延续！让那些摧残生活中纯洁事物，毁灭一个人圣洁理想和愿望的东西去见鬼吧！未来不应该是他们的！

二、卢啸风：居然不死

1958年“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九中划为第二学部，我在原校封闭学习。运动开始是听报告，由派来的一些领导宣讲，意思是要大家向共产党表忠心，具 体说就是每人都要向党的政策提意见，越尖銳越好，“知无不言”“ 言者无罪”。第二阶段就是写大字报，或者上台当众演说。那时 我们正值青少年，连报纸都不大看，认为只要上课听讲，考试及格就好，哪懂得什么叫政策？这次向党交心，我只晓得拿起笔到处在别人写的大学报上签个名好交 差。显然，我没有达到当局要求，一些班干部，就点名动员我“表现”。我也覚得当众演说出风头，于是就报了名演说，题目叫《马尔萨斯和共产党的人口政策》。 我想说：国家发展经済应当控制人口，不是毛泽东说的人多好办事。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次，班干部和辅导员都鼓掌叫好，还建议我“尖鋭”点。大会时，可巧我患 重感冒卧床，逃过一劫。第三阶段就是“消毒”，定性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是在攻击党。那些开始不声不响，背后怂恿的班干部们也变了面孔，纷纷出来批判。

这次“社教”，每亇学生挡案中都记上了决定一生命运的一笔，我的政治成绩是二分，不发毕业证，注定不能升学。1958年秋，我被从学校抛入社会，到街道办 事处报到。做各种体力劳动求生，先后去过房产公司拆房子，建筑公司砍竹子，省水泥厂推车子，拉架架车和搞汽车装卸等重体力活。

60年国家粮食定量配给已开始，居民只有23斤半定量，还要扣一斤半节约粮。肚子饿，逼得我开始涂改粮折，伪造产妇证。肚儿吃饱了，但祸根却埋下了。

1961年7月我被捕，判决书上写着：卢××，个人成份学生，家庭成份伪军官，（其父在劳改）该犯一贯仇恨我党及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自然灾害时期，居然伪造产妇证明，套购副食品供其挥霍，造成损失，获得脏款一千二百元，……判刑十二年。

于是 二十岁的我即被解往成都磨床厂，后又解往雅安苗溪茶厂劳改。历尽艰辛，到1973年才释放回成都。这时我父母已在我服苦役中亡故。我只身一人白手起家。

追忆我家祖孙三代，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十多次重大历史变革：祖父卢夔阳，在北京官至清光绪刑部待郎，戊戌政变时亡命四川，投同窗川陕总督丁宫保，中 途被西太后派人暗杀于入川江上；父卢建观，在民国二十一年邓锡候部任上校参谋，49年成都解放前夕任职于川康监察行署，55年肃反时被捕入狱，65年保外 就医双足瘫痪，病死成都。

毛泽东在多次高层会议了上说过：“改朝换代，哪有不死几个人？”他说的几个人实则是亿万人的代名词。我在他的名单上，早已划上必死的符号，时值逆境历经数十年，而今居然不死，岂非幸事！

现我已年近七旬，虽仍无单位发给养老工资，但凭自己劳动，吃口饭延续生命到是不成问题。偶而还约起同患难的xx和其它好友，纵谈古今，隔岸观火，或自驾车全国旅游，巡访名山大川，颇有跨越时空超然物外的感觉。

三、卢宗辉：不敢遗忘

那已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五八年，看似鲜红的年代。可是，谁能想到，这光彩照人的艳阳天上，却悄悄地集聚了一片厚重的的乌云，笼罩在了四川省中等学校三千余名应届高中毕业生的头上。十七八岁娃娃们丝毫没有觉察到命运之神，已经向他们投送过来了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点头和狞笑……

五八级高中应届毕业生被集中起来，分三个学部鸣放学习，不准请假，不准离校。我是七中学生，被安排在第三学部。开初，大家只是对学校生活诸如食堂伙食，寝 室管理，老师讲课提些意见。领导不满意，说不深刻，要我们针对党的方针政策谈看法，提意见，以表忠诚。同学们却木然不开窍。就在第三学部死气沉沉的时候， 学部领导采取了一个扭转乾坤的措施：组织我们去第一学部参观学习。呀，第一学部真是另一番天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内容五花八门，什么马列主义，个人崇拜， 公私合营，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左派右派，马尔萨思人口论，达尔文进化论……奇思异想，五花八门。回来后，学部组织我们讨论学习，认为第一学部搞得有声有 色，貭量很高，堪称楷模。我们学部老师也鼓动唇舌，叫我们放下包袱，向党交心，“心中不要揣冷红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如 此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关怀备至。功夫不负有心人，同学们终於被鼓躁起来了。一时间，我们要不要党天下？苏联卫星上天真实不真实？马列主义是双杠，翻不好 跌下来要成残废？奇谈怪论，莫衷一是。形势总算打开了，天真的孩子哪知上了圈套。

我当时是班上的学习记录，算是依靠对象。记录发言时间少，我沉不住气了。心想，大家都敞开了，自己不能落后啰。我喜欢文学艺术，我把平时看到的，想到的， 图书馆搜集到的，甚至道途听说的拼湊起来，写了个《我对文艺的浅见》以向党交心，在学部“自由讲坛”上发了言。从此落入陷阱，失去了生命的护拦……

刹时，风云突变，学习会成了批判会，向党交心的话变成了攻击党的反动言行。从来不露靣的领导们来作慷慨陈词的报告了，他们俨然救世的天神，同学们纷纷成了负罪的羔羊。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十五天的学习，正名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可是，我们经历过的却是十足的阴谋诡计，十足的坑蒙拐骗，十足的引诱教唆。继之则是一生中政治上的歧视和迫害！我后来被开除团籍，划为四类学生，毕业时政治得2分，毕业证变成了修业证。

事情并不止于此，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新的厄运接踵而至。我又以学校中的旧帐被揪出示众，最终被单位革命委员会在宽严大会上正式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管制起来。一位党委副书记严词训斥我说：“你在学校就划成中右了！”

之后的遭遇就不用说了。人性被摧残，人格遭毁，屈辱卑微，度日如年。这样的人和事，在中国的大地上太多了。

事过五十年，应该遗忘了吧？是的，在白日，你、我、他感覚有何不一样？可是在夜晚，在睡梦中，我却经常看见过去的一切，醒来时背心沁着冷汗，精神留着恐惧。很难抚平，很难遗忘，因为那是心灵的烙印！

四、黄礼德：逃回成都

黄礼德，男，（1939年---）四川成都市人，家庭成份：工商业兼地主，成都市第十二中学高58级2班学生，团员。“五八社教”期间被定为四类，政治不 及格，取消升学资格。后被省招办变相发配至劳改局下属之消防器材厂。1959年因学校期间的问题，被口头宣布为右派（记入档案，但无任何报批手续。）到车 间与服刑之犯人一同劳改。1962年以右派罪名被精简回家。

因生活无着，靠月初买粮票 月末卖粮票，賺取其中差价为生，不久，被派出所发现，以“无业游民”之名予以收容，吊销户口，送峨边白腊坪茶场强制劳动。后茶厂解散，又以“社会青年”之 名送山区生产队强迫落户。挣得工分换取之口粮，一年仅有带核之玉米棒100余斤，因食不果腹乃自学木工替人解料以糊口，又被禁。

文革中偷跑回成都申诉，“以不准右派翻案”为由落败。后自学在钢笔上刻字以谋生，流浪郊县，被各地警员多次拿获遣返峩边，1975年再次被收容，送往四川云南交界处之兴文茶场，强制劳动。 每月视劳动表现，发人民币数角至1元不等。

1978年后，见报载有平反冤假错案之信息，以为原单位必来落实，然而苦等二年之后终无音讯。遂於1980年从茶场逃跑，昼则沿途乞讨以活命，夜宿户外之 稻草堆以安身，历时数日方逃回成都。原单位同意在政治上予以平反，但以已“精简”为由，拒不落实其工作。但派出所对1962年收容一事认可，同意落户成 都，於是时隔18年之后重新成为蓉城市民。但生活无着，靠卖苦力蹬三轮为生。

1986年与郊县一农家女结婚，育有一女，现年17岁，现家居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