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张文全：抹不去的印迹 （三篇）发布者 guzheng 在 08-04-13 11:36

张文全：抹不去的印迹

想想，再过两个多月就整整50年了，难道说近50年的漫长岁月都没有冲淡和泯灭你的记忆？是的，只要是参加 过“1958年寒假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学都不可能会忘记这个充满了欺骗和谎言整人的事件。它让一些同学从此葬送了继续求学的里程，从此走上荆棘 遍地、痛不欲生的路程。这样的印记谁就能把它从记忆中抹去？

1958年寒假我刚满十八岁。我们13中58（一）班的班主任老师突然换了一个从商业局调来的干部充任（事后听人说此人是商业局反右干将，很有一套整人的 法则），当然对我们学生来讲换什么人来当班主任老师是无所谓的，特别是临近毕业谁会计较这些。我们学生远离社会上政治斗争，即使是我班原班主任善良、聪 慧，学识渊博的陈滨如老师被打成右派，同学们都只能叹息茫然，殊不知新的班主任是为58社教埋下的一个伏笔。

1958年寒假并不十分寒冷，但逼人的政治寒流没能让我们这些一无所知的学生们有所警觉。我们仍然埋头于我们日常学习中，为即将来临的高考作准备。放寒假 了，突然通知我们到学校集中，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13中为一个学部开始运动，老师教学生们进行大鸣大放，在鸣放前他们堂而皇之的宣布“四不”： 即“不抓辨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记入档案”。我们班主任使尽混身解术，花言巧语，诱骗学生。在各种大会小会上宣讲要大胆鸣放，不要有什 么顾虑，考虑到学生们接触不到什么社会问题，他们又将57年右派言论集在学生中流传，启迪学生们的思路。果然在他们的巧言令舌下，在他们启发诱导下，在他 们假装善良的保证下，同学不知真伪呜放了一些和右派一样的言论。如我曾说“学习无用，学了以后仍然要上山下乡，青年人的前途愈来愈窄”、“党天下”、“斯 大林个人崇拜”、“苏联帝国主义野心企图并吞我国新疆石油资源”、“为什么只学俄语，不学英语”，这些言论正中了组织者们的下怀，他们公然背弃了事先承 诺，撕下了他们虚伪的面孔，开始抓一小撮，对学生们进行迫害。不抓辨子是假，要抓辨子是真；不打棍子是假，要打棍子是真；不扣帽子是假，要扣帽子是真；不 记入档案是假，将整人黑材料装入档案是真。这些装入档案的材料本人并不知道，有些是纯粹整材料人安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诸如我为父亲被斗呜冤叫屈……等，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被泄漏出来后知晓的）。58年临毕业前夕我被开除共青团及扫地出门，这个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到底给了 我们些什么？有些人从此学会如何钻营，如何才能践踏别人谋取个人利益，而有些人才真正认识到政治是多么的卑鄙、险恶，什么是虚伪的谎言。为什么还来不及认 识社会，还没有成为一个自食其力踏入社会的中学生，从来未受过学校处分，哪怕是一个批评都没有受过的学生，一心读书的好学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从没有鸡 鸣狗盗行为的正人君子，经过短短寒假教育运动就成为一个“反社会主义份子”，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这就是残酷的陷害，是一个典型的颠倒黑白，把好人说成坏 人，臭名昭著的恶行。这次运动他们事先作了充分准备，他们在运动开始之前就将学生们划分成一、二、三、四类，只不过是运用这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幌子来照 单抓人而已。而他们划分一、二、三、四类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按学生的家庭出身及他们个人好恶、恩怨，以及他们考查的学生个人的政治表现划分（这都是文化大 革命中被披露出来的一些内幕材料得知），总之他们在运动开始所作的种种承诺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种让学生上当受骗的卑劣伎俩。它彻底地断送了这一 批学生求学的里程。在我的档案里明白不误记入不准考取大学。

是不是“58年的社教运动”结束后，我的恶梦就结束了呢？没有，它伴随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一切经历。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58年毕业后我和许多同学 一样，被分配到了东方电机厂的前身德阳水力发电设备厂工作，作了一名行政人员。由于社教运动的结论，很快又被下放到厂办农场进行奴隶式劳动。60年发生了 一件事又将我陷入被迫害的深渊。事件起因是：农场一名兽医谎称其食堂饭票被盗（当时谁也不知道实情，后来才知道原委），农场就选了一些农工，将我们在农场 劳动的同学，全部召集起来，带到机耕道，每人间隔排开，由农工们进行搜身。在宿舍里由农场安排人进行翻箱倒柜的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同学们受到了这种人格 侮辱都十分气愤，表示了强烈不满，四中来的胡绍柱同学尤为愤恨。随即到德阳县法院咨询反映这种搜查事件是否违反宪法。县法院肯定答覆，这是一种违反法律的 行为。这样我们同学就联名写信到县法院状告农场（我也签名具署）。可是非但没有告倒农场，反而我们联名上书的同学被诬为反党集团，胡绍柱同学被抓进监狱。 而当时我回到成都家里，没在农场，逃过这一劫。回农场后被批斗，叫我们承认没有的反党小集团，又翻出58年社教中的莫须有罪名，在没有任何实证的情况下， 只得宣布将我监督劳动。胡绍柱同学在监狱不停的上诉，在没有任何实证情况下，厂里只得以胡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阶级异己份子定案。遣送回自贡市老家交当地 监督。胡回家后仍不停上诉绵阳区法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由厂宣布平反昭雪。可见“58年寒假社教运动”流毒之深，害人不浅。（胡回到自贡后，在自流 井盐业公司工作，据说当上劳资科长）。

我由农场回来后，到车间当了一名车工。直到1972年9月，由于技术过硬，我的境遇有了较大的改观。文化大革命中清理阶级队伍时仍被清理，没有被批斗。车 间清理领导小组派出调查人员到成都调查我在文革是否参与了查抄自己档案的行动，他们一无所获，只好偃旗息鼓，72年9月19日我到另一车间看望调至该车间 的徒弟，不幸被厂的火车压断双下肢，治疗好后未能按工伤待遇论定。理由之一是我没有受任何人指派，之二是我不安心工作，之三不在工作场地受伤，按非因公负 伤处理。其中是否有“58年社教运动”结论影子 ，我不敢妄作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知道，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是不敢轻易同厂里对着干的，我也只能忍气吞声接受这种不公平的结论。虽然我失去双足，装上假 肢后仍能正常工作。由于有在车间金加工十多年的技术积累，比较深厚的工艺技术知识，伤好后被安排在车间生产组管理生产工作。

我在这近50年的经历中受到过多次非人待遇，特别是改革开放前二十年，政治上抬不起头，做任何事都谨小慎微，随时都要预防不知什么时候掉下个石头砸在自己 头上。做任何事都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拿我操作的165车床来讲，不敢出任何事故，也不能出一点质量事故。一个大电机的转子价值都在几万 至十几万，出了事故不查一个底朝天才怪，尤其是我这种有尾巴的人。在车间干了十多年没出任何事故，反而在车间外一不小心就造成终身残疾，多么不值。只能叹 息命运不济。上帝不挣开眼给我们发发善心。

现在再来谈50年前的事有什么意思呢？会不会在我们国家再发生这样的事呢？谁能肯定或否定？也许不会再重演！但愿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曾经经历的苦难，成为人们永恒的追忆，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烟消云散

张家襄：心灵深处的伤痛

1957 年冬天的一场恶梦，令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当时我正在成都七中读高三。记得是快放寒假的时候，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很严肃地对我说：“张家 襄，你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右派，你对他们被划为右派有什么想法？”我说：“我觉得他们有点冤枉。”他问：“为什么？”我说：“我父亲是老革命，最早在黄埔军 校学习，后经董必武介绍又到了延安抗大学习，离开抗大的时候，毛主席还亲自给他题词：‘坚持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士兵与民众，这 个军队就无敌于天下。’

“组织安派他回到成都，到同乡邓锡侯的部队去工作。他为成都的和平解放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解放后担任了西城区第一副区长，还是区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成员，怎么会变成右派呢？ ”

班主任又问及哥哥。我说：“我哥哥是一名大学生，成绩优异，文娱活动积极分子，更不可能是右派了。”班主任十分不满地说：“你啊！太年轻了，不懂得反右斗 争的意义，下去好好想想吧！”思想单纯的我并没把这些放在心上，只一门心思地努力学习，想考上大学。读华西，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

临放假了，班主任几次找我谈话，问我想通没有。我说：“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反右快结束了，作为一名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成员，报上会突然登出《击退张鹏翼 父子兵的猖狂进攻》哩！”班主任说：“那你再好好想想，若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在寒假到成都13中集中学习的时候，可以到大会上去发言，让大家来评评你的 父兄冤不冤枉。”

我当时才17岁，很单纯，心想说就说，我又没有乱说，实事求是，怕什么？于是，在班主任老师的动员下，我于1958年1月到13中集中学习的大会上作了发 言。我声情并茂，声泪俱下地在大会上讲述了我父亲几十年革命的光荣历史，又讲了我哥哥是怎么怎么优秀……总之，还是那句话——想不通他们怎么会被划成右 派？

那次大会发言以后，我就招来厄运。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说我与父兄划不清界限，为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回到自己的学校后，在整团活动中，在团支部召开的多次 会议上，我也遭到了批判。学校事先还派人到我郫县老家去做了“调查”，回来又批判我“从小就和党不一条心”；而我在十三中大会上的发言更是遭到炮轰，还写 了许多大字报张贴在教室的走廊上批判我。最终，我受到了团内严重警告处分。

谁知，事情并未了结。临近毕业的时候，要发毕业证了，还要填高考志愿表。班主任又“循循善诱”地对我说：“张家襄，你要写一封信给你的父亲和哥哥，要明确 表示和他们划清界限，叫他们好好改造思想。同时你的家庭成份要由革命干部改成旧军官。”我问：“为什么要改成份呢？”班主任说：“你父亲是邓锡侯的上校参 谋，怎么不是旧军官？”我说：“我父亲是人民政府的区长，怎么成了旧军官？这成份要是不改呢？”班主任说：“你要是不写信又不改成分，那你就拿不到毕业 证，也考不成大学。”我听后如雷轰顶。

下来后，我当即和好朋友杨盛莹一起急忙去找校长，并告之班主任要我写信给父兄和改成份一事。

校长听了很不耐烦，气汹汹地说：“这是校领导的意思，不是班主任的个人意见，你要想拿毕业证，要想参加高考，下去照办就是了。”为了那张毕业证书，也为了 能参加高考，我违背良心地给父亲和哥哥分别写了一封所谓要和他们划清界限，劝他们好好改造的信，交由班主任寄给了父兄。

我哪里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不但丝毫改变不了我的命运，而且伤害了我的父母兄弟，使我失去了亲情。

高考结束，一纸“分配工作”的通知书送到了我的面前，我和曾昭容、黄家刚、康振林一起被分配到省建三公司去接受劳动教育。在修无缝钢管厂的工地上，干起了一名建筑工人各个工种应该干的所有粗活和重活。

50年过去了，右派分子也早已得到了甄别和平反，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当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被划成三类、四类的反动学生，至今没有得到一个公平的答复。

50年过去了，当年的高中生如今已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然而，我当年遭受厄运的噩梦还时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这也是埋在我心底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伤痛。

阮振廉：而今往事难重省

自 五八年离开学校以后，数十年来，我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中学时代那段岁月，早已远去，渐渐淡忘。近日，有同学告诉我，不妨去互联网上看看“沧桑六十年”里的 文章。看后心情激荡，旧梦萦回，久久不能平静。我原以为我是同学中最不幸的人，殊不知竟然有那么多同学的命运因“社教”而改变，我不禁为之叹息。

往事尘封今再启，时光倒流五十年，江安中学的“社教”选址于文庙，这是古时祭祀孔夫子的殿堂，文人荟萃的地方，抗战时期，国立剧专驻地于此，曾演出“棠棣 之花”、“孔雀胆”等大型剧目。想不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何况这场运动是针对乳臭未干的青年人，这就注定要在这里上演一出人间 活剧。

为期一月的关门整风，是五七年反右之后的余震，方式方法完全雷同，大鸣、大放、大字报严肃有序地进行。我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熟悉的老师，只能面对新派来 的政治老师兼班主任罗登文。短短的几天，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城府很深且性格多变的人，和大多数同学有一段距离，内心深处好像不相信别人，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 光审视着每一个同学，没有一点师生之谊。开始，同学中有少数人发表了些善意的意见，因阅历浅薄、政治幼稚，多数同学仅就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话找话说，写 些无关紧要的大字报。接着，我敏感到在老师周围聚集了一批同学，他们有针对性地围攻另一些同学，有些大字报肆无忌惮地中伤别人，显然是老师援意而为。紧接 着，不断有同学被点名批判，同学们被明显地分化了。看了网上文章披露的事实，我才知道，这三十天“社教”的结论就判了每个同学的终生，有的人升迁，必须有 人沉沦。我们学校被批判的典型是吴国全同学，后来他被“劝其退学，不予毕业，回农村监督劳动”。“社教”过后，我心中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和莫名的恐惧，结合 自身的处境，我向校方递交了休学申请。

休学的起因源于我哥哥阮振湘已被划为“右派”，他在解放前就读于重庆一中时，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利用与国民党西南行政公署官员缪则乎的世家关 系，成功地营救了被捕学生。解放后参军随83团剿匪，后派往十军文工团，五二年调干到北京地质学院读书，五六年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大渡河地质队，五七 年即被打成“右派”。我选择休学实出无奈，哥哥的陷落不仅使我失去经济来源，同时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看到吴国全的下场，我决心弃学从农，用劳动的双手 去开辟人生的道路。从此后，大学梦断，只有在睡梦中出现求学的幻觉。

回乡后，正处于公社化、大跃进、大办钢铁时期，当地管理区人才缺乏，我的文化知识好像处处都派得上用场，先后教民中，教民办小学，任农场扫盲专职教师、伙 食团长、工具保管员……，简直成了小百科全书。后来，我被“重用”作会计兼出纳、兼文书、兼管一个生产队，结果是累垮了，病倒了，被辞退了。六二年下放回 家，领到一把锄头、一件蓑衣，真正成了稻香老农。当时贫病交加，靠卖点口粮求医，后来遇到一位好心的江湖郎中，救了我一命。

那时，每天工分为八分，价值一角六分钱，欲求温饱，谈何容易，何况还有一大家人。于是，我养母猪，学兽医，生活才有所好转。乡里有人说我养的母猪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我不理睬他们，总算熬过了那段最困难的日子。

六三年，哥哥回到家乡，我们兄弟俩翻山越岭挖药度日，他还用自己的学识帮助乡政府搞水利规划，乡镇改造规划。基于他在大渡河地质队对普查资料的掌握和才 干，六五年平反后几度来电调他回原队工作，他回队后完成了荣经县地质资料的整理工作，为该县矿产资源开发作出了成绩和贡献，八六年因脑震荡后遗症复发去 世。临终前，我赶到医院，哥哥已不能说话，紧握着我的手流下两行清泪，我为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着深感钦佩。

八五年夏季，突有一天，吴国全找到我，要我协助他办理户口迁移。这是因为云南、贵州两省师资匮乏到四川要人，适逢罗登文时任江安县文教科长，他极力推荐吴 国全应聘。因为在此前的七九年，罗登文把吴国全从被管制的状况中解脱出来，安排他作代课教师，当时生产队竭力反对，说这是放走了阶级敌人，还是罗登文亲自 出面才使吴国全得到新生。时间间隔整整二十年，送农村管制和从管制中解脱出来，皆出一人之手，真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幕历史悲喜剧使我感动，因为： “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后来，吴国全去云南大关县一乡镇中学任教，文理科全兼，加上三千度近视，到退休时已苟延残喘，离死不远了。○二年在青城后山同学会上，他出示了近百万字的手稿，据说《当代》刊物认为稍作修改即可发表，遗憾的是吴氏于○五年作古，他的作品亦不知下落。

我快七十岁了，还能健步，为了生计还得四处奔波，此生只好如此而已。过往之事，我真想忘却，因为回忆起来，总是苦涩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