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伯炎
----寫在反右運動60周年
中共的舉國體制，壟斷一切資源，常從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已的需要，如奪體育金牌，國家不惜耗7億成本，從幼兒抓到青年為那塊金牌。民主國家的政府，敢用納稅人這麼多錢去買這種虛榮，早就被議員們彈核倒台了。
中共的舉國體制，壟斷一切資源，常從娃娃抓起，去打造自已的需要，如奪體育金牌，國家不惜耗7億成本，從幼兒抓到青年為那塊金牌。民主國家的政府，敢用納稅人這麼多錢去買這種虛榮，早就被議員們彈核倒台了。
於是，共黨體制從娃娃抓起，有從芭蕾到航模，從外語到電腦，而告密獲獎，幼兒園孩子就流行告同學以討好老師了。專制體制超前地打造擁護他的愚昩者，乃其本牲，並宣揚舉國體制萬能。卻在文化含量高的諾貝爾獎失靈，多年被評為零。可小國匈牙利不及中共黨國1/100面績，獲科學的諾獎者，也有27人，而哈佛、牛津等名校，一校獲諾獎者也超中國及眾多國家，專制國家缺民族智能軟實力，一較量諾獎，便露拙丟臉，他們那從娃娃抓起，抓的只是一點虛榮，永難掩專制執政的非合法性。本文是從專制政權製造的假想敵，也從娃娃抓起，即60年前反右打右派抓右派，他們也是從娃娃打起抓起哩！這種反人性與反人權的奇葩，不驚世赫俗嗎？
而這荒誕亊的產生，且非偶然，仍是出自偽裝革命的那些腐朽發霉思想：如等級觀念、頌聖文化、權力崇拜，以及血統意識傳承，根紅苗正接班等等，文革中，紅衛兵譚立夫的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旣是封建血統意識，更是法西斯種族歧視，多少少年兒童在校被歧視虐待，王友琴與鄭義記下的，血淚斑斑。由於否定毛的文革不徹底，今天，那些老子打了江山的，不是仍蔭庇兒子坐江山享富貴嗎？而老毛土改滅傳統士紳為賤類，與希特勒滅猶太賤類何異，到文革時，敵對分子從劉少奇、林彪到舊的殘渣遺孽，滅到21類，但納粹還沒有滅到少年兒童，沒抓過兒童右派，謂予不信，請看如下的故亊：
12歲的右派，檔案寫的“童右分子”
反右運動前，稱整風運動，毛澤東號召黨內黨外大鳴大放，幫黨整風，四川達縣城關鎮政府的幹部，一再動員下屬鞋帽生產合作社的冉某鳴放，鼓勵他批評官僚主義，冉某推謝再三，上級給他批評的任務，叫他必須完成，天天來催，冉某被逼急了，找方法脫身，便想起兒子小學的同學張克錦，會畫漫畫，請他畫張諷刺官僚主義的畫，豈不交了差嗎？
這畫交上去後，以為亊完了，卻鬧大了。整風轉為反右，那漫畫便成了向党進攻的毒箭，追到冉某，他如實說出，右派罪便落實到張克錦這12歲孩子的頭上。那天，居委會的姆姆，把他從正上課的教室哄出來，叫他去領除四害打麻雀有功的獎，引他到會場，就被抓上台去，宣布他是以漫畫攻擊黨的童幼右派份子，嚇得這孩子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張克錦被抓去勞教，平反冤假錯案，他的檔案寫他是：童右分子，即兒童右派也。後來，這離奇故亊，在2007年的四川《龍門陣》上，廣為傳播。
中學生裡找右派，稱三類、四類學生
這種反右運動造的荒誕劇，並非孤例，或少數基層的誤差，在成都、自貢、重慶等大中城巿，1958年1月，當我這種已處理的右派，押往風雪涼山去墾荒了。各重點中學仍組織學生進行鳴放，還一再申明：在中學生中不反右，進行的是社會主義教育，卻鼓動學生大嗚大放。學生就盡說些學校伙食不好呀，管理不善呀！來應付與逃避。中共在地下時期，他的cp、cy就是操縱學生運動的高手，現在掌權，操縱就更方便了，便叫共青團員帶頭鳴放，再引蛇出洞來進行圍殲。當時的學校工作組，就是中共地下學生運動的那一伙人，一誘一導，那些17、18歲的中學生，還不很快就如魚上鉤嗎？
成都名校樹德中學共青團委宣傳委員賀心寒〔原名賀心涵〕，他在校品學皆優，作文經常作範文示範，且有詩文出現報刋，發動他帶頭鳴放，便帶動眾學生了。賀心寒又確為政治早孰，課外書讀得不少，他去一講國家應民主，思想須自由，便引出同學們熱議，做了領頭羊。後來轉為批評他，他想：自已家有一個姑姑兩叔叔皆地下老共黨，不是反動家庭，陷不入反黨泥淖，結果，他做了引蛇出洞的工具，仍被工作組打成不戴右派帽子，叫3類4類反社會主義學生。4類學生，相當於右派，畢業後不准升學與招工進單位。3類學生去考大學，規定不准彔取，介紹的工作也是沒有人想做的。2類叫中間學生，1類則是擁黨左派。
1957反右，中共在機關與大學裡，將出土的自由民主嫩苗，掀風暴撲滅，還不放心，在中學裡，再掐掉正萌生的民主嫩芽，以為這獨裁專制政權，便平安無亊了。可是89,64北京天安門及全國學潮湧出爭民主反官倒的學生，包括丁子霖教授17歲犧牲的兒子，仍叫獨裁者驚恐失措。血洗這些青少年後，獨裁者認為又壓服了，可香港台灣青少年覺醒的自由民主意識，以占領中環與太陽花運動湧出，而中國大陸，民眾以維權律師以護法再加網民堆出網上民主思潮，已是獨裁者禁網、刪貼、加百萬網警難以鎮圧的浪潮了。回頭看當年抓學生少年中的右派娃娃，不是千古愚蠢現代荒唐嗎？
錢理群、黃一龍感嘆是搖籃的謀殺
成都那批被反右運動陷害的少年，在改革開放後，無論在文化界與經濟界，多數成了翹楚，如賀星寒、黃家剛、袁永慶、崔顯昌這些3、4類學生，成為全國與四川文學界才華出眾的作家與詩家。王建軍、楊澤泉等既能寫作還能在巿場進入成功者行列，他們以自已的脫穎而出，證實對他們是殘酷的犯罪。
2007年，58受害中專生、中學生王建軍等，到都江堰一干休所，訪問原指揮打中學生右派的成都市委宣傳部長蕭菊人，蕭的這段帶有檢討性的談話，是歷史塵埃落定後覺悟話語，也是參予施害者對受害者的反思，他說道：
“儘管全國都搞了這個運動（有的地方叫交心運動），根據我們現在所知的情況，四川是搞的最厲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體如何正面評價李井泉這個人，我們很多同學至少我自己，我相信還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會原諒他的。當時團中央有個文件說是要進行正面教育，可是這是正面教育嗎？！成都是整高三學生，中專則是不分年級，到了專縣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順縣就整出一個十三歲的反社會主義份子。這次運動挨整的大多是當年優秀的學生，七中那個現在全國唯一一位沒有大學學歷的博導呂濤同學，當年就被劃為三類學生整到巫山去背鐵礦。”
由王建軍主編的《五八劫》這本記錄中學生在反右中遭劫，由黃一龍〔團巿委原宣傳部長，也打為右派〕與北大錢理群教授在此書序跋中的話，可更透徹了解這場劫難的本質；
黃一龍在《跋〈五八劫〉》裡所說：“這是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二十年寶貴的生命，其性質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處心積慮，撒餌下套，一個政府對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們扼殺在搖籃”。
關於這一“搖籃慘案”，錢理群對之有詳盡的背景分析，矛頭直指毛澤東。
錢分析，在1957年，毛澤東的危機感（恐懼感）主要有二： 領導權的危機與接班人危機。兩者尤其是後者，成為引發“五八劫”的深層政治根源。
所謂接班人危機，用當時一篇批判文章的話來說，就是年輕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輩的接班人”，還是“替資產階級殉葬的金童玉女”？
再看王建軍的回憶與感嘆；
在那不堪回首的歲月裡，我還是個人麼？我甚至連狗也不如？難怪古人說“亂離人不如太平犬。”
我想起黃理得同學，1982年從四川與雲南交界的興文茶場行乞到蓉，要求落實政策的事；我想起余伯楷同學至今戶口仍在監獄，每月靠348元維持家庭生計的事；我想起李克燦同學，當年在批鬥大會上戴上手銬押送勞教，解教後流落街頭至今不知所終的事；我仿佛聽見孔繁緒同學自盡前的哀鳴……
挽嘆幾位早夭的57受害學生
筆者是從牢裡復出的老右派，在1980、90年代，同這批中學生准右派相識相交，發現他們這些文化或文學尖子，若不剝奪他們那20年最保貴的青春時光，不僅不會在風發正荗的盛年夭折，還將有更豐碩的文化、文學成就，如：
1,周克芹，1958年前，他在省農業專科學校因愛文學創作，常向《草地》文學編輯邱原請教，邱劃右派，他也成3、4類學生，被處予開除返鄉勞動。在公社那食不裹服，且受歧視的困窘中，他繼承已斷農村士紳的耕讀遺風，筆耕卻只能在收工的晚上，夏夜蛟蟲叮咬，他就將煤油燈燃在蛟帳內書寫。他那部獲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許荗和他的女兒們》就是在這種艱難與屈辱中完成。他被打下底層，在簡陽紅塔鄉公社，憑一隻筆，寫進北京《人民文學》受老作家沙汀薦入省作家協會。還任了領導。89、64鎮壓學生運動，出川大不久的冉雲飛，在周克芹任主編的《現代作家》做編緝，因支持大學學弟請願受到清查，周保護小冉，下放他阿壩鍛鍊免受打擊。1991年，周患肝癌死之前，他告訴我：一部長篇《平原的飢餓》已殺青，這是寫鄉村的精神飢餓，那時，他就敏感到物質豐裕後，這民族已突出了精神的貧困。若非受苦受難，53歲便夭折，以後將創作多少更成熟與厚重的作品呵！流沙河給他的輓聯：
“勤筆致瘁，豈只長篇名後世，克已為人，那堪短命哭先生。”
2，賀星寒，他從九中今樹德中學畢業即失業，如晉人走西口那麼川仔走新疆謀生，到東北叢林修路求活。如此埋於泥淖，他的詩，仍受到中國作協《詩刋》叫好，被召入青春詩會，在文革後與北島、舒婷等一起講習文學。復出後在省曲藝團任創作組長。攺革開放後，他爭民主，曾誤投民盟，發現那已是專制的花瓶而退出。他開拓市場，下海受挫，他任省作協理亊，又發現這是文學公安派出所性機構，乃另組小說促進會任會長。64學生運動，他發動四川作家簽名支持學生，受追查，卻不檢討，堅持不改立場。64後，他發起周談會，從文學與文化角度議政與探討中國出路。還邀我創辦《說報》去尋言路。受省出版局長之扼殺。他以行政訢訟法控告出版局長於法庭。他寫小說《籃月亮》《浪土》最受社會讚賞的是隨筆“人在單位中”以調侃、幽默筆觸，揭示“單位”這專制囚籠裡芸芸眾生相。既深刻又通俗地雅俗共贊。他還以系列隨筆，塑造一個典型人物“方腦殼”是帶儍相的英雄，他稱儍雄，有哈謝克那《好兵帥克》的幽默。他活了54歲，死於12,9日，這兩數字，都很青春，賣花的聽說是獻賀的靈堂，不收錢，請代他致敬。拉客去靈堂的計程車司機，一見弔客是吊的賀星寒，拒收車費，算作他的敬意。靈堂裡，流沙河的輓聯寫得最文學也最沉痛：
常恨朝露殞赤焰，最悲暮雪送青絲。
如果，1958年不讓賀星寒這種好苗子一出土，就遭反右風暴的挫折，今日文壇生態，會是宵小叢生、犬儒橫行嗎？
3，黃家剛，他16歲即發表小說於文學刋物，在七中即是出名的才子。在省作協即掛名的寫手。但那次社教被劃入准右派的3類學生，本應入北大、清華的資材，也掃入成都木總廠去弄圓盤鋸與尤門鋸。幸運地遇木匠出身的總工廖鴻旭的關愛與保護，少受些歧視與屈辱，便有機會未斷文緣，在廠工會做些文字活兒。未及改革開放，他的小說散文已享譽省內外。文革的省文聯已變武聯，既缺文化更少文學，黃較早就以工廠出身作家調省作協做編輯。他是世亊洞明的人，卻被柔弱氣質牽制，長期處於心靈忐忑的折磨中，對賀星寒的膽識與擔當，讚不絕口，尊敬多年，自愧勿如又自嘆柔弱。他在後期以“向壁齋筆記小說”在《中國作家》發表，正以此形式探索筆記小說證史的路子，又被癌奪命。仍只活了63歲，比當今中國平均壽命也少10歲。
他們那一批受害者，這30年在四川文壇抜萃健在的，如崔顯昌、袁永慶、楊澤泉等，他們的才華在艱難生存境遇中，仍難磨滅，如崔與袁那種功力深厚的編輯，中外古今文化並蓄的修養，使那些高文憑者望塵莫及。而從教授家出身的楊澤泉，父親是西夏史研究很稀少的專家。楊澤泉從監獄出來寫文革監獄的記實文學《回眸一笑》仍說明1958年對他這中學的摧殘，是對搖籃的扼殺犯罪。
走筆至此，不禁挽嘆毛澤東鄧小平反右的罪孽，要多麼花崗岩的腦袋〔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一語，是老毛罵不願攺造的右派的，倒反證他腦袋很花崗岩〕與多麼的鐵石心腸，才能做出如此殘暴的搖籃犯罪。